十年来，中国出版社海外馆藏影响力哪家强？（海外出版物）

研精覃思，观往知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推出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截至2021年已连续发布了10次。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十年纵览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大陆570多家出版社在这10年间，进入世界图书馆的中文图书品种（含2020年再版），以及进入全球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中文图书的品种（注：外文图书品种仅包括2018年~2019年）进行数据汇总与分析，目的是发现中国出版机构的年度出版品种在国际机构市场上的基本信息反馈，发现其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板块，观测和把握中国出版机构进入世界出版的能力与水平。这是10年来研究报告的主体部分。

第二部分是站在“十四五”的节点上，探索图书出版与知识生产、思想创新的规律，根据中国出版机构的知识生产能力、学术创新水平的发展状况，及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为中国出版社拓展国际市场提供帮助。我们期望这种研究能进一步贴近业界需求，对出版社解渴、管用，而不是就学术研究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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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社海外馆藏影响力哪家强？

中文品种海外馆藏由升到降

图书出版是文化创新、思想活跃程度的晴雨表，能够进入世界图书馆藏排名的图书，都是在学术创新、思想价值、历史贡献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价值。同时，政治环境、社会思想解放程度以及行业自身发展水平缺一不可。

1949年~2011年，581家中国大陆出版社中，只有361家进入排名，比例占62%，尚有220家没有进入排名。2010年世界图书馆新增中文图书总品种为190840种，2011年为136867种，2012年为98048种。这62年间，入选的图书品种数量不是十分庞大，主要原因包括中国大陆出版社的知识生产能力还有待提高、缺乏海外宣传推广的经验和实践、出版社与优势资源缺乏相应合作。

1949年~2013年上半年，世界图书馆新增中文图书总品种为18010种，出版这些图书的出版社为392家，尚有180余家没有进入排名，反映出中国书业“广种薄收”的生产模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2013年全年，中国大陆516家出版社出版的37640种中文图书进入世界图书馆收藏系统，约占2013年全国新书40万种（含再版）的9%。这表明中国大陆出版社的知识生产能力在不断提高，而且已经具有了一定基础。

2014年中国大陆共有521家出版社出版的46359种中文图书进入世界图书馆收藏系统，比2013年的37640种净增加了8719种，总品种增长比例接近20%。2015年中国大陆共有532家出版社出版的760672种中文图书进入世界图书馆收藏系统，创历史新高。然而，2016年中国大陆共有520家出版社出版的29608种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收藏系统，相比上年，入选品种呈断崖式下降。在此之后，一直没有扭转下滑趋势。

2017年中国大陆共有520家出版社出版的24757种中文图书进入了海外图书馆收藏系统，这一年新版图书品种与印数首次双双下降，重印图书品种与印数则保持了较快增长。2018年中国大陆共有501家出版社的24168种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2019年中国大陆共有475家出版社的18208种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2020年中国大陆共有467家出版社的17300种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比2019年的475家出版社减少8家，馆藏总量上也仅比2019年的18208种减少908种。这已是自2016年以来连续第5年下滑，但下滑幅度呈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这些年下降的原因基本相似，均为内外双重作用的结果。

在外部需求方面，历年报告显示，长期购买中文图书的最大机构用户，除了大学图书馆、学术型的东亚图书馆之外，公共图书馆成为另一增长点，且公共图书馆的中国当代文学馆藏量日益超过国外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的馆藏量。不过，近年来，一些图书馆已经在逐步削减中文纸书的采购量：一方面限于馆藏空间以及采购经费的限制，这在客观上进一步提高了对于中文新书品种在思想性、原创性、不可替代性等方面的综合筛选力度；另一方面，对中文影视光盘、中文互联网在线数据库、中文电子书等市场需求上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在变化，图书馆用户的需求也随之升级，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加速了众多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变革，上云、上线成为发展必需，数字变革的现实要求图书馆配服务加速发展。这对中国出版机构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他们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出版服务能力。

在内部方面，中国大陆出版机构这两年一直在持续提高优质出版产品供给，控制品种数量、优化图书结构。因此，在新闻出版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的同时，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的品种减少。这一点从国家新闻出版署历年发布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中可以得到印证。这是中国大陆出版机构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主动对图书结构进行的优化。另一个难以忽视的因素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大陆乃至世界出版业的巨大冲击。

即便如此，大陆出版机构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

图1 入选全球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中文图书品种百强走势图（单位：种）

统观入选全球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中文图书品种百强，根据数据统计，1949年~2011年共有8179个图书品种入选；1949年~2013年上半年共有17368个图书品种入选；2013年全年共有28063个图书品种入选；2014年全年共有31916个图书品种入选；2015年全年共有48531个图书品种入选；2016年全年共有23535个图书品种入选；2017年全年共有19466个图书品种入选；2018年全年共有19942个图书品种入选；2019年全年共有16653个图书品种入选；2020年全年共有15048个图书品种入选。（注：2012年与2013年统计的数据存在1949年~2011年上半年数据重复的情况；2013年与2014年统计的数据存在2013年上半年数据重复的情况）

专业社与地方社市场纵深拓展潜力增强

观察本项研究报告连续多年的评估过程发现，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的品种虽然逐年减少，但中国大陆出版机构有相当一批大社、强社一直位列前茅，排名上下浮动不大，这标志着10多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已经形成了一支在国际品牌、学科领域等具有稳定影响力的核心队伍，并成为中国出版的世界品牌。在各自垂直领域保持优势的状况下，专业社与地方社逐步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10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41家出版社连续10次入选全球图书馆收藏百强；科学出版社等32家共9次入选；化学工业出版社等28家共8次入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等19家共7次入选；宗教文化出版社等18家共6次入选；中国工人出版社等31家共5次入选（见表1）。

表1 入选全球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中文图书品种百强5次以上的出版社

这一数据表明，尽管整个出版行业经受着数字出版技术、市场销售渠道重新塑造等多个层面的剧烈冲击，但作为知识生产的核心环节——传统业态的出版活动依然活跃旺盛。无论是已经具有稳定的海外馆藏影响力的核心社，还是初步具备海外馆藏影响力的地方出版社、专业出版社，都在内容创新、思想价值创新方面日益提高了知识生产水平，在世界图书馆形成了稳定的品牌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连续10年均入选的出版社中，海外馆藏影响力排名在前的出版社与商报·卷藏数据中的年度实力社排名吻合度很高，这并非巧合，而是这些社在馆配市场的实力所致，所谓赢家通吃。

出版社的影响力是建立在所出版的每一本图书之上。中国出版社借助各种资源所形成的知识生产优势，实现专业品牌优势与市场竞争能力的叠加积累。在10次统计中，累计入选品种数位居前20名的出版社及图书种数如表2所示。

表2 入选全球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中文图书品种数前20名出版社

随着我国各地方对于特色区域文化品牌的打造力度的增强，地方财政支持地方历史文献出版的资助力度逐年增大，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版机构承担了地方历史文献整理的出版任务。因为适合馆藏，这些地方文献传统业态与数据库出版同时进行，一大批地方出版社成为中国出版界尤为活跃的力量，受到海外图书馆系统高度关注。

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馆藏最具优势

在对入选世界馆藏百强的出版社入选图书类型梳理中发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蓄力与释放中，发挥出越来越强的效应。在馆藏研究报告开展研究的10年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为代表的文艺类出版社，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从更加细分的角度来看，儿童文学出版是当下中国出版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板块，发展势头迅猛。在感受中国文学“走出去”繁荣的同时，也需深入思考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1949年~2011年中国图书在世界图书市场上的整体面貌特征是以中国人文、历史、文化为主体的，入选排名的出版社绝大部分品种都属于中国历史文化、古籍整理、考古文物、文学艺术、汉语辞书等出版范围，这个领域是中国图书具有比较优势的出版领域。

从2013年开始，中国文学类图书异军突起，成为世界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内容。从2014年开始，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最具优势的板块，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典籍等占据主要地位的历史。从海外图书馆收藏的当代文学作品类型来看，既有纯文学作品，也有类型科幻、悬疑、言情、推理等小说以及网络小说等。这意味着当代文学以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创作方式的革新赢得了海外认可，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话语权在逐步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普通民众了解中国、认知中国的一个窗口。

文学板块的崛起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中国文学作品的经典著作在长期对外传播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知名度，获得普遍青睐。如外文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选编的《鲁迅小说选》，收藏图书馆达到113家；湖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99年联合出版的《红楼梦》，收藏图书馆达到101家；外文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雷雨》，收藏图书馆达到96家；湖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2000年联合出版的《三国演义》，收藏图书馆达到94家。这些都是中国代表性的经典名著。此外，诸多优秀文学新作也获得世界图书馆系统的广泛收藏，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贾平凹《极花》，成为2017年被海外图书馆入藏最多的图书，该社出版的《芳华》成为2018年度海外馆藏最广的中文图书。

二是一些作者本身在海内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同一作者的中文图书也被世界图书馆大量收藏。余华的《兄弟》、艾米的《山楂树之恋》，除作品本身的高质量外，均借助导演张艺谋改编成为电影并一举成名，直接带火小说的作者及作者的其他作品。类似情况还有王海鸰的《中国式离婚》、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贾平凹的《秦腔》等。

三是经过出版社的大力宣传推广，一些中文图书直接赢得了世界图书馆系统的认可，因此被大量收藏。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推出的《狼图腾》、中华书局2006年推出的《于丹〈论语〉心得》，收藏图书馆数量分别达到了148家、114家。这是因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推动而获得成功的案例。除了沿袭影视带动图书在海外影响建构的传播路径外，出版方的宣传、促销活动，具有社会话题性等也是拉动图书销量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主题出版在2015年前后开始发力，有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学等中国主题图书持续成为全世界各方面高度关注的热点。网络文学出海也在这一时期呈现出蓬勃生机。2015年IP热兴起，网文市场迎来新的红利期，直接带动相关作品“走出去”，引起国际书业高度关注。近五年，网文行业从自发性发展阶段迈入政策介入发展的阶段，构成了文化自觉视野下中国出版“走出去”多元主体聚力的现代图景。

中国出版的世界化时代使中国当代文学更有力地“走出去”，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各方共识。长远看，中国的作家、编辑和读者更多更快地接触到真正能代表国际水准的外国作品和作家，中国才有可能形成坚实的、受到世界主流文坛认可的文学土壤；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学大格局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写出中国特色，要将众多中国作家的个性化写作追求汇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风貌，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被世界接受。

英文图书品种初具规模渠道潜力大

近年来，中国出版机构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不断提高。鉴于英语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强势地位，本部分主要以中国出版机构入选海外图书馆收藏量百强的英译本为统计对象，适当兼顾其它语种的海外图书馆藏。同时，详细拆解中国出版机构如何以更新、更快捷的推广、销售渠道，帮助跨文化出版物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2018年我国英文图书品种初步形成规模，意味着世界出版时代已经到来。2018年英文图书品种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的中国大陆出版机构总体数量达到55家，永久收藏品种数量达到340种。2019年英文图书品种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的中国大陆出版机构总体数量达到85家，相比上一年度多了30家，增长54.5%。永久收藏品种数量达到419种，净增了79种。这表明中国出版的世界出版能力稳步提升。除英文图书品种外，2019年中国大陆出版机构还出版了440种西班牙文图书、86种日文图书、44种葡萄牙文图书、12种德文图书、11种法文图书、2种阿拉伯文图书、2种印地文图书，覆盖有10多个语种。2020年由于疫情原因，该方面数据尚未完成，不计入本次报告统计。综合近年情况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深入，相关国家语种的图书出版也正在逐步跟进。

英文图书出版不仅涉及出版社高端作者的学术科研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英文图书出版，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发展优势的综合展现，涉及相关专业、学科在现有世界图书市场的比较优势。

科学出版社的科技类专著是其强势出版品种，科学语言无国界，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为出版重点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相关领域学者书写的英文著作是一件水到渠成的工作。在中国科技类论文产出量居世界第二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直接以英文写作，推出其英文学术作品，争取海外学术影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国际上重要的出版机构达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每年向外输出的中国作家版权都在百种左右。该社控股的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着重出版当代外国文学作品。

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英文出版物除了自然科学技术和医学类作品外，也有双语对照的对外汉语类出版物和人文社科类作品。在高教社整体品牌优势下，该社的海外合作和海外营销亦为其英文出版锦上添花。

除五洲传播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长期涉外出版的主流出版机构外，在中文图书出版积累了一定世界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还有电子、冶金、机械等领域的专业出版社，在英文世界也有不俗表现。在传统的知名出版机构之外，还有一大批文化策划公司在涉外图书出版领域，做出优异成绩，限于篇幅，本报告不再赘述。

整体来看，英文图书出版的内容优势依然是有关当代中国的政治法律类、文学类、历史地理类内容。在反映中国在相关方面的学术水平的同时，也充分提醒中国出版界，要在中国具有优势学科组织知识生产才能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如中医药领域的英文图书还值得发掘，尽管中医针灸名闻世界，但迄今为止由中国出版机构系统组织、出版的英文出版物还不多。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出版业向数字化迈进，中国出版社在国外自建推广、销售渠道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升。

一是与电商购书渠道合作。如亚马逊等海外电商能够持续为海外读者提供便捷的阅读体验及服务，我国出版社与其合作，能够突破地域、国别的限制，利用已经成熟的海外电商体系分销图书，更好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二是搭建出版圈。从具体实践来看，中国出版集团先后成立20多个国际编辑部，增强出版物的跨文化传播效率。201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的“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致力于搭建合作平台，促进成员间作者、翻译、营销、版权信息、教育培训等资源共享。截至2019年，该组织已有56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多个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加入。随着渠道创新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中国自主创新搭建了全球首款垂直出版领域的国际化社交和版权交易平台“Publishing1st出版图”，这是出版商业模式的新探索，该平台将网络与传统出版模式相融合，来自不同国家的版贸人员、编辑人员、图书营销人员等版权贸易和出版交流合作方可通过出版图直接进行无障碍对接，高效推动版权交易和国际出版交流合作，这种商业模式有助于促进国际化版权交易的顺利达成，帮助优秀的图书作品在全球化国际合作平台上寻找到最佳出版模式。

三是尝试抖音等直播带货方式，随着互联网直播带货的兴起，我国出版社纷纷尝试通过抖音平台直播为图书带货。在“海外版抖音平台”TiKTok上，Jungle Creations和Global等越来越多的海外出版商入驻平台，开始进行纸质杂志、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融媒体联动会试。我国出版社可以在TikTok等国外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跨文化带货的尝试、合作，使我国图书以更接地气的方式走向世界。

总体来看，在“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进程中，中国出版的世界出版能力稳步提升，呈现出两大特征：

第一，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英文图书出版，在语言人才积累、渠道推广以及优势内容资源等方面，已经初具规模。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近10年来政府出版的各项“走出去”工程，如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计划等重大出版工程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有力推动了中国大陆出版机构世界出版能力，尤其是英语出版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另外，在电商经济的加持下，中国出版机构借助国外社交媒体平台或电商平台进行出版物营销，一步步落实降本增效的可能性。

第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影响力日益增强，作为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的核心主体——中国出版的国际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中国大陆出版机构与国际出版机构交流日益频繁、日益密切，国际书展、合作出版、版权交易以及股权收购等多种形式不断创新，中国出版的世界化水平稳步提升。总之，不论是中文馆藏排行榜，还是英文馆藏排行榜，都共同验证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了世界出版，迎来一个世界出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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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社海外馆藏影响力如何更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着眼战略全局，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国内外格局重大变化，对中国出版“走出去”提出了严峻挑战和更高要求。《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21）》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推动整个社会进入数据和算法升级内容的阶段，传媒生态体系日益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持续纵深发展，产业版图不断重构，内容付费、数据服务以及行业数字化进程加快，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面对这一契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思想理念和实施路径需进一步提升，不仅要不断强化力度与广度，还需在深度、精度、温度、气度方面全面推进，不仅要提升出版物数据库建设能力，还要进一步拓宽文化传播渠道，积极整合媒介资源，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用高质量、接地气的内容打破文化壁垒，进一步提升中国出版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减少中国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障碍，充分展现我国“软实力”的磁性，从而带动中国出版产业乃至文化产业走向世界。

按照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要求，中国大陆出版机构要尽快完成多个层面的能力建设。对此，本报告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提高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

中国出版机构的图书、期刊、数字化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中文本土读者的需要，还要能够被不同国家、民族以及不同文化区的人们所乐意接受和喜爱。衡量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跨语种出版能力，除能够规模化出版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通用语种图书之外，“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使用人口数量大、对于中国发展道路与经验具有强烈需求的语种，如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等图书还属凤毛麟角。以跨语种出版这个显著的指标来衡量，中国与世界出版强国之间的距离似乎还很长。为此要有针对性地、有步骤地突破不同文化区的文化隔阂，夯实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建设基础，推动其纵深发展，进而稳步提升自身的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

持续扩大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占有率

跨地域、跨国别的出版市场，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版机构不再以中国大陆为单一市场，还要面对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读者需要，在出版对象国有针对性开展出版活动。一个国家出版的文化产品是否能够占有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占有，是这个国家是否为出版大国的核心指标。

中国出版界要主动作为，积极抓住历史难得机遇，建立海外“桥头堡”，针对海外市场需要，逐步扩大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占有率。我们要把握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华语文化圈内的中文出版物市场，特别是要涉足繁体版图书出版，才能在此基础上“放眼世界”，以中文图书的出版为核心，尽早谋划和布局世界市场。

以国际汉语教育出版为例，目前已是世界图书市场上一块非常庞大的蛋糕，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并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独有资源优势。据目前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标准还未进行足够的细分，国内出版机构应该尽快组织和规划以中文为母语和非母语的世界汉语教学、学习等人群分类标准，并以此为抓手，布局全球的汉语教育出版市场。

提升海外图书宣传能力，致力于“走进去”

“十三五”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在加强图书内容针对性创设、培养高素质翻译人才、建立海外分支机构、拓展外向型平台和渠道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扭转了长期版权贸易逆差过大的不利情况。但“走出去”质量还有待提高，很多“走出去”出版项目只是单纯地在国外出版，甚至有的项目只是为了得到国家的支持，而没有深入海外读者的阅读视野。除一些长期从事对外出版业务的出版社之外，中国大陆出版社还普遍缺乏针对性的海外推广意识。因此，挖掘巨大的全球图书馆网络的潜力，强化中国大陆出版在选题、营销以及推广的世界意识，开展一些针对性的营销推广活动，与海外读者密切接触，这不仅是扩大中文图书市场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华文化影响世界的针对性举措。

提升数据库建设密度与高度

中国出版界应依托中国强大的信息化、数字化优势率先突破，打造一批纸电结合、丰富多彩的融媒体产品，为中国出版“走出去”作出特殊贡献。其中，数据库作为将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完美集于一身的新型知识呈现方式，是中国出版社在知识框架、内容资源的聚合方面形成世界竞争力的重要“跳板”，事关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百年大计。

中国出版社要想做大做强，有发展后劲，必须建立自己的数据库，特别是在中国哲学、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等具有中国独有思想文化特色的领域，要建立起自己的知识谱系，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价值逻辑起点上，设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单元，并依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判断构建知识树、知识网。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过程，在知识框架、内容资源的聚合方面形成世界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影响。一些具有优势学科的大学出版社、专业出版社应该大有作为。

汇聚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

中国出版要承担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道路”的历史重任，必须要在世界层面上进行筛选和组织人才，不仅要在传统出版的策划、编辑、印刷、发行等层面，具有吸纳世界一流人才的能力，还要建立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等领域的创新人才队伍。中国出版企业国际化人才队伍十分匮乏，尤其是出版业国际翻译人才、国际贸易人才、跨界编辑策划人才以及新媒体技术人才，需引起中国出版企业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建立和扩充翻译人才库；打破专业界限，面向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培育具备国际视野、熟悉国际惯例、善于跨文化沟通、擅长创新思维的国际化经营人才；培养既熟悉案头编辑工作又善于策划选题、既了解海外读者心理又掌握海外市场运作规律的“杂家”；培养既懂传统出版业务又懂现代智能科技的全能编辑。这个过程要求中国出版机构完善国际化出版人才的专业化培训、开放式培养、职业化激励机制。

总之，本项研究将继续下去，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指导下，坚持通过海外图书馆藏数据这个视角，为中国出版界提供每年新品的基本市场反馈，及时总结中国图书在全世界的文化地理分布信息，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提供参考，以更加翔实的数据，更加丰富的内容，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出版业界与传播学界，助推中国出版世界化进程。

本次研究报告的数据条件

1.本项研究从2012年开始，最初主要以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WORLDCAT全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为基础。它发端于1967年，最初仅有美国俄亥俄州几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互相共享，截至2019年，全世界已经有2万多家成员馆共享目录数据，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出版市场最大的英文出版书目，基本已经能够在该平台上获得书目数据，同时还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中文等600多种语言的文化产品，多达60亿种。由于OCLC数据库偏重欧洲、北美地区，因此开始于2012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进一步引进日本的CiNii数据库的数据、日本国会图书馆书目数据，从而弥补OCLC数据的不足。CiNii包含了日本1200所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联合目录，覆盖日本全境，同时还有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OCLC数据库与日本国会图书馆、CiNii数据库的互相补充，基本可以勾勒出中国图书在东西两个半球的流通轨迹，从而衡量出中国出版的世界影响水平。

在图书馆书目数据的选择上，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以OCLC为基础书目数据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书目数据的来源范围，如俄罗斯图书馆书目数据（包括部分中亚国家）、阿拉伯国家图书馆书目数据（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图书馆书目数据，从而在世界图书的海洋中为中国出版提供一个真实、可靠的航行坐标。

2.本次分析梳理了自2012年发布报告以来共计10次的统计结果。需要说明的是：（1）2012年统计的维度是1949年~2011年进入全球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中文图书的品种数量。（2）2013年统计的维度是1949年~2013年上半年进入全球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中文图书的新品种数量（含研究年份再版图书数量）。（3）2014年~2021年统计时间段调整为上一年全年（即2014年报告统计的是2013年全年数据，2015年报告统计的是2014年全年数据，以此类推）。（4）2012、2013年的统计数据检索条件限定在只有进入全球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的出版社才能进入排名，从2014年开始，取消了全球30家以上图书馆收藏的数据条件，即只要有一种进入海外馆藏，即可进入检索范围。自此，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状况更清楚地体现出来：从出版领域上看，更为丰富、多样；从出版社类别上看，一些专业社的上榜比例较大，更为动态地呈现出中国图书出版的创新发展进程。

3.与往年报告一样，限于研究手段、设定目标以及三地出版历史的特殊性，中国大陆出版社的海外馆藏影响力排名不包含我国港、澳、台出版机构的数据。

4.出版社名称说明：（1）本文排名中省略了近10年来新组建的出版集团名称，只有出版集团所属出版社名称。如当数据出现“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时，只记录为“重庆出版社”，省略了“重庆出版集团”。（2）一些经过更名的出版社品种尽量合并，如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的馆藏品种统一合并到“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名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馆藏品种合并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名下。（3）由于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大学以及专业学院图书馆、中小学校图书馆、企业商业图书馆、各级各类政府图书馆、职业学院或社区学院图书馆、基金会或协会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图书馆均在WORDCAT书目数据库中，图书馆收藏中国大陆图书属于应尽职责，尤其是国家图书馆曾经按照行政指令，无偿接受中国所有出版社样书，行使版本图书馆功能。因此凡是检索数据中出现的图书馆，即予以扣除。在往年的部分数据中，仍存在尚未剔除干净的情况，尤其是2015年数据重复情况较多。

5.本文检索的图书在2018年以前均为中文图书的馆藏数据，2018年之后增加了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外文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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