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迁背景
抗战前中国工业分布极不平衡，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海沿岸及铁路沿线。据1937年9月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全国登记注册的工矿企业共3935家，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6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4市者达2998家，占全国总数的76.2%；其中苏、浙、沪工厂达2336家，占总数的59.4%；仅上海一市就有1279家，占32.5%，而西南、西北广大地区仅有237家，占6%。
“七七”事变爆发后，这些工厂大多处于战火威胁之下，许多民族企业家誓不以厂资敌，愿意为国民政府生产军用物资。许多民营企业纷纷上书国民政府，要求协助安排工厂内迁。为了保存国家建设力量，提供抗战所需的军需物资，补充后方的民用供应，国民政府决定大规模地将工厂内迁，并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和配合。
2.内迁过程
2.1内迁组织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由何应钦领导。1937年7月21日，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其中机器和化学工业组的一项提案决定调查上海各华商工厂现有工具机器，并接洽有无迁移内地的可能，估计迁移及建设费用、查明收买价格，由资源委员会担任调查。会后，参加机器化学组的资委会专门委员林继庸及庄前鼎、张季熙赴上海调查，并约机器厂代表颜耀烁、胡厥文到南京商洽。
上海内迁功臣林继庸
1937年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成立，次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由上海机器厂颜耀烁、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渊、大鑫铁厂余名钰、中华铁工厂王佐才、中新机器工厂吕时新、大隆机器厂严裕棠、万昌机器厂赵孝林、中国制钉厂钱祥标等11人组成。进行迁厂工作。从迁委会成立到上海沦陷，共迁出民营厂146家，工人2100多名，机件物资1.2万吨，占上海总厂数的12%。1937年9月，内迁工作重心从上海移到汉口，在汉口成立了迁鄂工厂联合会办事处。11月18日，国民政府在汉口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办事处；1938年3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为工矿调整处。在武汉，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复工企业共有60余家。
内迁装运机器的木船
1937年11月1日，军事委员会第4部及工矿调整委员会派员与江苏省政府主席及各主管人员拟定《江苏省迁移工厂要点》，计划对丝厂、面粉厂、火柴厂、榨油厂等基本上不予迁移；纱厂、布厂等只迁移设备较精部分；迁移地点宜避免集中武汉。
1937年11月，浙江省政府鉴于时局紧张，杭州各工厂有内迁之必要，由建设厅拨款10万元，派工厂检查员陈奎，会同杭州市铁工业同业工会主席赵嗣宗等人，商讨拆迁事宜。浙江省建设厅又鉴于宁波、温州两地工厂亦有必要内迁，于是组建宁波温州工厂迁移委员会，由丘远雄负责。
1937年11月26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陈世桢到河南督促办理豫丰纱厂、开封河南农工器械制造厂内迁事宜。1938年2月，在宋子文命令下，豫丰纱厂着手迁移，后河南农工器械制造厂也进行内迁。
2.2内迁路线
1937年8月22日，上海顺昌机器厂首先内迁，5天内即有顺昌、新民、合作五金等厂22船机件、160余名技工首先运出。至9月12日，首批内迁工厂达21家。上海内迁各厂预定武昌徐家棚为机件材料集中地点，集中之后再分别西迁宜昌、重庆，南迁岳阳、长沙，北迁西安、咸阳。
在上海工业家带动下，其他战区工厂也相继内迁。1937年11月，杭州林长兴织带厂等6厂，联合迁移，由林崇熹率领，得到了航空委员会协助，在杭州失陷前安全迁出，运入四川。1937年9月山东省青岛市迁出了民营华新纱厂、冀鲁制针厂等企业，济南陆大铁工厂在经理带领下自动拆迁，拆迁机件100余吨、经武汉转运到西南。
各地内迁工厂大多先迁武汉，由于日军迅速逼近，又经由武汉继续内迁。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为止，经过武汉及武汉起运的内迁厂矿，共计304家。这些厂家运抵宜昌中转，一路溯江而入四川各地，一路向北迁到陕西宝鸡地区，一路向南迁往湘西、湘南、桂林。
内迁路线图
2.3内迁企业
到1940年底，经政府协助内迁的厂矿有448家，机器设备70991吨，技工12164人。此外，自动迁移的工厂亦有百多家，合计共达600余家。内迁的工厂以上海、武汉两地的为最多，上海148家，武汉160余家。其他如南京、无锡、青岛、济南、郑州等地也有一些工矿迁出。浙江、福建两省各约余家工矿，分别迁到浙、闽内地，也有极少数厂家辗转迁入四川等地。
内迁工厂分布情况是： 四川254家，占56.7%；湖南121家，占27%;陕西27家，占广西23家，占5.1%；其他省区23家，占5.1%。其中机械工业181家，占40.4%；化学工业56家，占12.5%；电器工业29家，占6.5%；纺织工业97家，占21.7%；饮食面粮业22家，占4%教育用品37家，占8.2%；矿冶8家，占1.8%；其他工业18家，占4%。
3.内迁意义
（1）改变了中国工业不合理布局，推动了西部的发展
1937年四川、陕西、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甘肃7省共计只有工矿企业237家，1940年增至571家，1941年达到1138家，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内地工厂已发展到3000多家。织沿海大批工矿企业向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迁移，起到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空间传动作用，使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技术、机器、市场四大要素，由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向西部注入大量工业化发展要素，带动西部的工业化以超常速度发展起来。西部地区的工厂数量迅猛增加，形成了很多工业区。重庆，在这个时期形成全国最大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中心。
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改变了迁入地区的产业结构。在此之前，西南地区只有少量的纺织、面粉、生活日用品等生产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水平不高。而内迁企业的门类结构相对比较完整，技术含量较高。
（2）对抗战起到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西迁大后方的工厂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西迁的工厂对于战时军需民用的供给，特别是对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大地促进了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工厂内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的岗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状况。
（3）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工厂内迁过程中，广大民族资本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共赴国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工人阶级不怕牺牲，克服艰险，承担拆迁运输工作，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在内迁运动中，国民政府的协助也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武汉的继续西迁中，当局制定的一系列措施、办法为工厂胜利迁入后方，提供了保证。
国民政府负责拆迁的林继庸，其间左脚受伤中毒，不能着地，每天用一只脚跳来跳去主持工作。民生公司投入全部可用的船只抢运，在日军进攻宜昌前，经40天奋斗，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夕，将全部屯聚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其艰险和成绩中外瞩目。
内迁工业遗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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