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最前沿的防线和最基本的细胞,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场域。社区治理与创新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我国社区治理体系的构建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党建引领、多元协同、问需于民,是创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三个重要维度。
一、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方向
(一)党建引领是社区治理的优选及必选项
社区治理中的治理概念发轫于西方,西方的治理理论中,执政党近乎缺席,而在我国,“整个国家和社会实际上是围绕着党这个核心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对中国城市社区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林尚立:“党、国家与社会:党实现领导核心作用的政治学思考”,《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1期)。“事实上,依靠政党的力量推动社区发展比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更有力量更有优势,更符合社区自治的本质”(郑杭生:《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313页)。将政党权力嵌入基层治理,让其处于社区治理的核心位置,发挥其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使其在社区治理中起到引路人的领航作用,全面布局、指导、引领社区治理。横向上,推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的互动;纵向上,发挥桥梁作用连接社区和基层政府。如此,党建引领成为社区治理的优选及必选项。
(二)加强党建工作对社区治理的全面覆盖和主动介入
承续并创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大城市中已经广泛推行的基层社区的党组织建设,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可将社区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引领社区治理、推动社区发展的先行主体,打造成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重要载体。通过在社区设立党支部、发展党员、构建党的组织体系、整合各种资源实现党组织和工作在社区的全面覆盖,把支部建在小区上,把党的工作延伸到院落楼栋。党组织通过思想教育、价值引导等对社区居民进行公共性的塑造;通过主动介入,有效组织和动员多方社会力量,共同致力于社区治理。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关键性优势,助力、规范、升级社区自治。“基层党组织作为权威性组织承担着社区治理的发展规划、制度设计、行动协调等职责,它不仅要创建社区自组织体,还要帮助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孙肖远:“社区复合治理与社区党建领导体制创新—以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治理实践为例”,《理论导刊》2012年第6期)。加强党建工作对社区治理的全面覆盖和主动介入,虽然是自上而下的驱动机制,但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功能的配合,既可以改善社区治理,又可以避免社区自治流于形式,从而实现有效治理。
(三)将党建引领落到实处,需要解决融合力和组织力不够的问题
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存在融合力和组织力不够的问题。比如党建工作有时难以有效融入社区服务、社会组织培育、居民自治中去。有的社区没把党建工作延伸到基层,没有真正落实到社区治理中,没有真正让党建驻扎到基层百姓生活中,只停留在表面宣传上。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是“就党建说党建,就治理说治理,脱离实际问题发展党建,而是将对社区的治理纳入社区党组织领导之下”(陆秀清:“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的思考”,《江南论坛》2018年第3期)。而且,社区党建不是只从事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等常态党务活动就可以,如果不能有效整合辖区内各个党组织、社会组织的资源并协同行动,就不能高效地发挥党组织的力量,不能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落到实处。所以,探寻社区治理之道,要解决这些问题,将党建引领落到实处。
二、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参与社区治理
党建引领并不是党以全能主义支配社会,全盘参与、一家独大,而是要以“引领”开路,带动社会多元力量介入社区公共事务,引导多元主体深度融入社区治理和服务,共建社区发展治理体系。
(一)社区治理探索多元协同联动机制
有的社区在原有“市级—街道—社区”三级街长基础上,通过“网格化·微自治”的方式,推选一些热心公益、责任心强的商业店主作为“民间街长”直接参与街区管理,这种“双街长制”使社区治理因贴近居民生活而具有实效性;有的社区探索出“联席会议 兼职委员 公益项目认领”的区域党建模式,引导辖区内多个机关、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的党支部负责人担任社区总支兼职副书记、兼职委员,定期参加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并分别认领愿意效力的公益项目,充分释放党建外溢效应;有的社区组建老兵志愿者服务队、文艺志愿者服务队等,引导志愿者以“个人 团队”等方式积极投身社区服务,推行由企业支持的“积分银行”等管理模式回馈志愿者的奉献。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关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很多地方启动了社区治理的多元协同联动机制。一些街道机关、党员干部发动所辖社区的楼栋长、企业、社会组织等,组成疫情防控小组,采取“中心 站点 服务队模式”,开展志愿服务岗设立、防预知识宣传、舆情管控、防控物资协调、卫生消毒、入户排查、数据统计等工作,保障疫情防控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
(二)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本
多元协同社区治理机制还体现在整合社会资本上。民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并未场外旁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而是积极参与其中,通过为社区无偿或平价提供商品及服务等,实现对社区的公益支持及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因为企业的商品及服务以较高性价比较大限度地满足了居民的期望值,居民产生的消费黏性会为企业带来附加性的持续利润。这种无偿或平价让渡带来的附加性持续利润会让商家更愿意主动贴近并尽心服务于社区治理。
在探索社区治理的社会化运营实践过程中,一些街道社区还建成社会化运营的党群服务中心,引入社会企业开展有偿经营服务。企业所得收入部分反哺社区“微基金”,用于社区公益服务补贴、社区发展治理、完善基础设施等,从而形成运营—反哺—提升服务的良性循环。
三、以问需于民为社区治理基点
(一)精细便民服务模式解决服务力不够问题
为了让社区服务有温度,一些街道社区问需于民,开展精细的公益便民服务。比如线上智能化提升“助老通”特色服务平台,线下动员区域两新党组织、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众筹餐厅设施设备,为辖区内年事已高、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免费送餐服务。一些街道社区下移“低偿式”便民服务,打造“你点单我服务”的创新模式,将居民需求同公益服务资源无缝链接,以“社区补贴 居民低偿”的方式,面向居民提供维修点、缝纫点、爱心食堂、金融电信服务网点等多种公益、低偿服务。
便民服务模式还有很多。但是,在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的实践中仍然存在对居民服务力不够的问题。一是不了解百姓真实所需即开展工作。有的社区没有在党建引领工作中先行了解百姓所需及辖区具体存在的问题,导致工作不具有实效性,无法具体落实,甚至付出了较大的财力物力,百姓却因为没有得到具体的实惠和服务而不认可。二是存在“一刀切”、不因时因地制宜的问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个立体综合的大命题,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一个标准,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充分了解区域百姓所需,更好地惠泽百姓生活。三是存在遇困难绕道走的问题。特别是对以前土地征用后产生的遗留问题等,没有解决问题的信心及办法,老百姓问起后敷衍、推诿,造成百姓的不满。
(二)党组织引领探索“利民参与”模式
为使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可持续性,需要以问需于民为基点解决以上问题,同时激发和推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一是践行居民参与为本。一些街道社区为了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盘活、用活空间资源。梳理各类党群、社区、文体等阵地,让渡、整合这些空间资源交予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汇集民智民力,提升居民文化素养,精塑社区的文化名片。一些街道社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发挥群众作用,一些骨干群众通过业主微信群、小区院落群、楼栋群宣传防疫知识,监测网络舆情。同时开展邻里守望行动,根据隔离人员的需求,协调邻居提供送水、送菜等生活必需品方面的服务。二是倡导组织化参与。着力构建居民参与的组织化平台和载体,使居民参与不只是个体行为,更是社会治理中的系统思维。当松散的个人参与转变为组织化参与、有序参与和有力参与时,居民的个体利益会得到进一步保障,居民间的交往会更加和谐,政府的行政效率会提高,社区治理的运行成本会降低。
综上,从党建引领、多元协同、问需于民三个维度出发开展社区治理,能够积跬步以致千里,比如积极发动党员志愿者参与社区环境整治、城市管理、爱心活动、支助贫困人员及孤残老人家庭,这些充满善意和情感的点滴平凡之事,对于营造社会道德风气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开展社区治理的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弊端和短板,比如,存在因社区间攀比而一味追求高大上的办公条件及环境而没法真正运营的问题;比如很多社区都成立了由民政出钱、政府出房的日间照料中心,旨在更多更好地服务周边老百姓,但是绝大多数日间照料中心由于选址、运营成本高、缺乏专业管理等原因而处于瘫痪和无法经营的状况。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要真正落到实处,需要及时处理这些不足与弊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范丽君
微信编辑:孙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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