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为应急管理建言献策（代表委员为应急管理建言献策怎么写）

代表委员访谈录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给孩子一个更安全的乘车环境

■本报记者 刘 冰

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是保护儿童乘车安全的最有效措施，出台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全国性法规，是保障儿童交通安全的强有力对策。

我国立法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时机已到，条件已成熟。

“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是保护儿童乘车安全的最有效措施，出台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全国性法规，是保障儿童交通安全的强有力对策。希望有关部门加快推进全国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立法。”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如是说。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将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纳入全国性法规的议题再次引起了代表委员的关注。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迅速上升，儿童乘车出行的频率日益增加，涉及儿童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如何提高儿童安全座椅的‘上座率’，给孩子一个更安全的乘车环境，已成为事关大局、刻不容缓的社会课题。”张兴凯说。

为何“叫好不叫座”

据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在汽车发生意外碰撞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婴儿的死亡率降低约70%，使幼儿的死亡率降低约54%。但在我国，仍有不少家长以各式各样的理由拒绝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叫好不叫座”使儿童安全座椅陷入窘境。

儿童安全座椅为何“叫好不叫座”？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儿童交通安全蓝皮书2018》给出了答案。蓝皮书显示，儿童乘车出行的最主要方式是由家长抱着孩子坐后排，占比达到了55.23%。本就没打算买、买了不安装、安装不使用——是很多家长对待儿童安全座椅的态度。

张兴凯认为，这说明家长安全意识淡薄，特别是对儿童乘车安全的认知不到位，甚至存在致命误区，是儿童安全座椅“叫好不叫座”的关键原因。

立法条件已成熟

目前，全球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法律法规，使得儿童交通伤害水平大幅降低。

张兴凯认为，我国立法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时机已到，条件已成熟。

他表示，首先，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展了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地方立法实践，这为全国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立法奠定了基础。其次，我国儿童安全座椅年产能超过3000万台，完全能够满足立法后的市场需求，且产品质量已从多个方面做了规范，我国儿童安全座椅行业具备为国内提供充足合格产品的能力。最后，按照相关规定，汽车上标配三点式安全带，M1类车辆（9座及以下的载客汽车）必须配备2个ISOFIX固定点系统及上拉带固定点位置，这让我国车辆具备了安装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技术条件。

张兴凯建议尽快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增加儿童乘车保护的内容。他建议将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相关条款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增加相关的法律责任条款及罚则。

全国政协委员、一级律师周世虹——在法治框架内提升突发事件应对水平

■本报记者 杨安琪

在应对突发事件的管理和处置中，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同时还应有大局意识和契约意识。

大灾大难面前更要理性执法、谦抑执法。

“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在显示我国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出应急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的法律法规衔接不够，粗暴执法和不文明执法现象严重，社会公众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知识和理性、服从配合意识不够等问题。”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一级律师周世虹带来了完善应急管理法治保障、提升突发事件防控水平的提案。“应该从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和依法依规开展应急应对工作两方面着力，在法治轨道上提升突发事件的应对水平。”周世虹说。

明确应急指挥机构职责权限

“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和统一性不够，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误会和不理解，也影响应急应对工作开展的效率。”周世虹说。

这次疫情应对中出现了诸如封城、封闭管理这种较高级别的紧急防控措施。对此，周世虹认为，“封闭式管理对于当地人的影响很大，涉及生产生活等多个方面，目前法律尚未明晰这种重大决定事项该由谁来决定。”周世虹认为，应该在法律层面明确各级政府、政府有关部门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采取哪些应急管理和处置措施。

同时，要进一步厘清负责应急管理和处置工作的领导指挥机构之间的关系。周世虹认为，对应对突发事件领导指挥机构进行统一规定的同时，也要明确各级政府和其应急指挥机构之间的关系，对各级政府和各级应急指挥机构的职责、权限进行划分，明确规定能决定采取相关措施、发布相关信息的机构和级别。“这样就可以从法治层面形成一个应急体系，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部门有序采取相应措施，在法治架构下开展工作。”周世虹说。

此外，周世虹认为统一制定适用于各级、各领域的标准化、一体化应急管理和处置规则及流程也十分必要，“根据突发事件类别和级别，统筹设计、编制应急管理、处置法律指南和技术指引，可以确保政令畅通，精准实施”。

除了对突发事件和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规进行修改外，周世虹还建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公益事业捐赠法、慈善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执业医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进一步强化、细化相关条款，从队伍建设、资源调度、交通运输等多方面满足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

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

“立法层面要完善，执法层面要更严格。”周世虹认为，提升突发事件应对水平，需要从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实施各项防控措施，以及增强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的法治意识、提高依法决策能力、公平公正执法等方面着力。

“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在应对时难免会因为焦虑出现手足无措的情况。所以在应对突发事件的管理和处置中，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同时还应有大局意识和契约意识。”周世虹认为，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领导干部要准确掌握和运用行政应急性原则、合法性原则、程序正当原则和比例原则等行政法治原则，既要做好防控工作，又要注重保障公众的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各项权利。

“大灾大难面前更要理性执法、谦抑执法。”对于应对突发事件时出现的粗暴执法、过度执法、机械执法等不文明、不理性甚至是非法执法行为，周世虹认为要警惕，并且要严格厘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界限，慎用刑罚手段处置轻微违法行为。“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相关工作，才能更好应对突发事件，既保障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执法部门的权威。”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德州恒丰集团兴德棉织造有限公司高技能教练、高级技师王晓菲——应急人尤其需要家人支持和理解

■本报记者 虞 政

每到一家企业，我都会关注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什么亮点和创新，能否加以推广等。

应急人承担的急难险重任务比较多，工作性质特殊，尤其需要家人给予足够的支持和理解。

“我爱人闫玉虎是山东省德州市应急管理局的一名驾驶员，他工作很认真。应急管理工作会遇到突发状况，需要时刻准备着。”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德州恒丰集团兴德棉织造有限公司高技能教练、高级技师王晓菲说，由于她爱人是一名应急人，这让她对应急管理工作有了更深了解。

格外关注安全

王晓菲的爱人闫玉虎从2007年开始，就在原市安监局工作，一直到如今的市应急管理局。由于经常随安监人员去企业检查，闫玉虎有了“职业病”。

“有时候他喝了酒不能开车，我在开车的时候，他就在一旁提醒我，遇到什么情况该怎样操作，如果操作不当，会带来什么隐患和后果。”王晓菲笑着说，受丈夫的影响，她在平时工作中对安全也多了一分关注。

“我们纺织厂最担心的就是火灾，所以我平时对消防安全格外关注。”王晓菲说，她会经常检查车间的消防器材是否完好，遇到职工违规操作，也会当面提醒。

为了加强员工管理，她还提出了“一管两会三联合”班组管理工作法：“一管”即管理人员定指标、定自罚标准，带动全体员工；“两会”即以每天召开早会和班后会为抓手，增强生产活力；“三联合”即以设备联合检查、包机联合检查、操作联合检查三项制度为保障，提升工作执行力。

这一班组管理工作法使得车间各项工作不断完善，促进了安全工作和产品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赴各地调研时，王晓菲也格外关注安全。“每到一家企业，我都会关注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什么亮点和创新，能否加以推广等。”王晓菲说。

手机不敢离身

机构改革后，闫玉虎到市应急管理局工作，比原来更忙了。“全天24小时，他不敢让手机离开自己。”王晓菲说，闫玉虎值夜班时经常休息不好，遇到突发情况时，还需要紧急出动。

王晓菲记得，在一个下雪天，闫玉虎开车带着检查人员去企业检查，由于道路湿滑，闫玉虎急忙刹车，车辆在路面上转了一圈才停下来。车上所有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所以现在只要他出任务，我都不会给他打电话，以免影响他的行车安全。”王晓菲说。

“上个月，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儿童溺水事故，接到信息的时候是深夜，他赶紧和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同赶往现场。”王晓菲说，“本来自己作为父母，听到这种消息就很难受，还要去事发现场，心里就更不好受了。”

虽然闫玉虎工作更忙了，但王晓菲一直对此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爱人常说，无论多苦多累，安全驾车就是他的职责使命，也正是他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让我倍感安心。”王晓菲说，应急人承担的急难险重任务比较多，工作性质特殊，尤其需要家人给予足够的支持和理解。

“我要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代表职能，对应急救援方面的工作加以关注，并深入开展调研活动，推动我国的应急救援工作迈上新台阶。”王晓菲说。

来源：中国应急管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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