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艺、吴梦瑶、陈旭 – “可见性”何以成为生意？——交友类App会员制的监视可供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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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吴梦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旭（通讯作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孙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项目成果（项目标号：2021-KY-8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智能技术对平台劳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1CXW014）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近十年来，主打陌生人交友的应用软件在年轻用户群体中日渐风靡并成为全球现象。交友类平台通过智能算法、LBS等技术支持，突破时空限制，辅助个人化信息的相互呈现和连接并达成匹配（match），帮助陌生人建立亲密关系。不同于熟人社交模式，交友类App主打“陌生的相遇”，因此交友平台用户具有更加强烈的隐私偏向与信任边界。是否展现个人信息、如何展现个人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他人交互并建立信任，成为交友平台用户的首要关注点。既往研究关注了主流社交媒体中人际关系的亲密实践（Miguel，2018：5；拜厄姆，2010/2020：113）及用户在相亲网站建立随机关系的实践（Hobbs et al.，2016），却较少关注细分社交平台下从“陌生关系”到“亲密关系”建立的过程与机制。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液态监视》中指出，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监视的形式，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化监视即“全景监视”在当代社会逐渐弱化，一种去中心化的“液态监视”正在四处蔓延，每个网络节点都同时是监视主体和监视客体（Bauman & Lyon，2013：14-18）。鲍曼的液态监视启发我们，数字时代的监视主体不再局限于福柯式的等级化监视主体，在社交媒体语境下显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他指出，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性监视，数据公司和具有信息可及性（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的网络用户都被纳入进监视者的范围中来，由此开启了“后全景敞视时代”（Bauman & Lyon，2013：17），数据隐私的可见性成为数字时代无法绕开的社会议题和道德伦理问题（Lyon，2010；Bauman & Lyon，2013：17）。

但是，数据的隐私问题不仅仅是商业和政府行为。在具体的、情境化的社交平台上，隐私监视正在成为一种人人参与的“窥视游戏”，对社交关系和虚拟关系进行重新的界定与建构。平台情境化的“窥视游戏”是如何展开的？这对于我们理解数字平台下的数据与隐私关系有什么启发意义？基于这些问题，本研究试图将隐私监视这一议题放置在中介化的情感社交语境中进行探究。在平台交友的语境下，用户之间的信息窥视欲望由于不确定性和陌生感的叠加而放大，交友平台会借助用户的“窥探”心理制造个人信息的“可见性差异”，从而在情感社交中形成用户之间的差异化监视。在交友App的场域下，虚拟关系的建立虽然变得随机和容易，但用户对于“亲密关系”的建立多秉持谨慎与小心的心态。同时，交友场域中的隐私与信任由于融合了对于爱情的幻想和期待，从而呈现出更加矛盾复杂的用户感知和使用模式，也因此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社会议题。

本研究选取国内某头部交友平台A作为网络观察田野，通过App漫游法和用户访谈来考察该平台的会员制模式如何操纵用户数据的“可见性”，并在不同用户间建立起监视等级，以及用户如何对此种差异化的“信息可及”进行认知。交友类App建立了“免费服务 增值服务（freemium）”的运营模式，即通过不同层次的会员服务，为不同用户的亲密匹配需求提供不同的功能权限，从而达成“多层级服务”的盈利模式。用户通过购买会员或者服务包获得浏览和交流“特权”，从而获取及时得知甚至“监视”“心仪之人”相关信息的权限。这种融合了冒险刺激和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使得社交媒体中“液态监视”的参与者之间也形成了以可见性程度为划分等级的权力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语境中的“监视”并非指向传统的权力与阶级化的控制性监视，而是指代平台交友中网络个体对外在的个人隐私的获取意愿和行为窥探，与传统的政治结构控制或是平台方的商业监视具有语境差异。

二 网络中介的亲密关系与隐私呈现

传统的亲密关系强调固定的场所和对象，往往发生在“隐秘、私下、非公开”的私人领域中（Reiman，1976：26-44），所以亲密往往和隐私的概念之间有重合的光谱。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平台逐渐成为新的亲密关系的中介，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亲密内涵的流变。学者们开始用中介化/网络化的亲密（De Ridder，2013；Chambers，2013：162，164）来形容在社交平台中所连接的亲密关系，经由媒介中介的网络化亲密往往表现为“外化”（public intimacy）和“流动性”特征。“外化”体现为在中介平台中展示自我的方式，即通过交谈、倾听、分享秘密和感受来发展一种相互理解的亲密关系，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披露式亲密”（disclosing intimacy）（Jamieson，1998：158；拜厄姆，2010/2020：114）。社交平台更是为自我呈现提供了技术便利，传统具有私密性的亲密互动经由社交平台的中介逐渐变得公开和外化，甚至这种外化常常以“公开化的性意图”（overt sex intention）（Chan，2019）呈现出来。亲密的流动性则是伴随着现代社会而形成的，“流动的现代性让沉重、固态的社会结构蜕变成了轻盈、液化的组织形态”（鲍曼，2000/2002：43）。

随着婚姻与性观念的开放，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亲密关系不再与婚姻和性绑定，而是一种以自由追寻为内核的“纯粹关系”（吉登斯，1992/2001：77）。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增加了陌生人邂逅相识的概率，鲍曼在《液态之爱》中指出，计算机所中介的亲密关系呈现出一种“液态化”趋势，恋情像流动的液体，飘忽不定、转瞬即逝（鲍曼，2003/2007：63）。加之在“单身潮”的社会环境下，城市中越来越多孤独的“空巢青年”（木子沙，2020）通过线上交友软件进行约会、求偶以及延展社会网络。在中介化的亲密关系和隐私呈现过程中，既往研究发现，外化和流动化特点带来了网络亲密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隐私暴露的风险，在宏观的技术发展与微观的用户心理实践之间，社交技术、平台规制与用户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进一步阐释。在陌生化、中介化的交友平台上，亲密和隐私之间的界线正变得模糊而微妙，挖掘平台规制与用户隐私之间的结构与行动的模糊地带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三 “可见性”权力与监视可供性

关于“可见性”与监视权力关系的论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可见性是一个捕捉器，被看者是被探查的对象，而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由此形成了一种可见性上的权力不平等（福柯，1975/2019：215-216）。随着移动通讯设备的普及，Bauman与Lyon（2013：14）认为监视脱离了空间的固定，个体在社交生活中也参与到了这种监视游戏中，监视具有了流动性、液态化等特点。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在网络中建立了彼此间的“参与性监视”，随时随地透过社交平台“窥探”他人主动分享的日常、品味、活动轨迹、地理定位等（Albrechtslund，2008）。沿着鲍曼的逻辑，有学者认为智能手机打破了传统监视器材中监视与被监视者的权力关系，发展出一种“分享”时代液态化、相互监视的状态（王绍蓉，2020）。在情感社交的语境下，可见性同样内在的和监视、控制相联系，有学者以社交媒体中的情侣分手为切入点，提出自我消除行为和自我呈现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系统而持续性的对可见性的控制（董晨宇，段采薏，2020）。除了用户关于自身社交足迹可见性的控制，Westcott和Owen（2013）认为Tinder这样的交友平台为用户双方提供了相互的可见性，因此可以被概念化为社交监视的建筑设施。但需注意，鲍曼的“液态监视”（“相互的可见性”）的成立是以社交平台给予所有个体用户无差别的功能权限为前提的。事实上，网络上茫茫“隐形观众”（invisible audiences）（boyd，2010：49-50；董晨宇，丁依然，2019）的相互监视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尤其在会员制区隔用户等级的交友平台中。因此，我们需要基于不同社交媒体生态的具体差异进行研究细化，洞察平台与用户的二维关系之下监视议题的丰富面向。例如Tinder、Soul等引入会员制，使得不同用户的功能权限有所差别，因此可见性在中介化的情感社交中需要更具场景化的考察。

在计算机辅助传播（CMC，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语境下，可见性的探讨与“可供性”理论之间的关系正在得到学界关注。可供性（affordance）最早由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提出，他指出“环境的可供性是它提供（offer）给动物的东西，它准备（provide）或供应（furnish）的东西，无论好坏……它意味着动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Gibson，1979：127）。可供性概念引入到传播学科中，对应的是“使用者—媒介”间的互动（李耘耕，2019），它体现了作为环境（技术/媒介）—生物（人/用户）之间“关系”的affordance（孙凝翔，韩松，2020）。在传播学视角下，可供性理论有助于洞察平台和用户之间的感知和互动（张志安，黄桔琳，2020）。平台自身提供的功能和用户可感知的可供性之间存在着缝隙，这条缝隙可以呈现出平台自身的设计初衷与微观个体的能动性空间。

作为关系的技术可供性内含着可见性的权力流动。“看—被看”的可见性呈现出一种关系维度，在传统无需文字或图像等中介物的具身语境下，Simmel（1921：358）认为眼对眼的视觉互动是一种平等而互惠的可见性（reciprocal visibility）。在计算机中介的媒介生态中，作为关系的技术可供性一般由可见性来体现，因此可见性被Treem，Leonardi与van den Hooff（2020）认为是传播技术的可供性之根（root affordance），即传播技术都围绕着可见性进行功能设计。此外，其他技术可供性也由可见性来发挥作用。在本研究中，交友平台的会员制设计为不同用户的“可见性”需求提供了差异化可供性，导致可见性在技术语境下构成了一种不对等的关系（Brighenti，2007）。在中介化的情感社交语境中，可见性的监视权限在差别化地赋予部分用户时，不同用户在可见性的不平等关系中形成了监视的流动，也与平台技术形成具象化感知和创新行动，从而形成一种差异化的监视可供性生态。因此，本研究在福柯和鲍曼对于监视的不同理解基础上，通过研究交友平台的会员制和个体用户以及用户之间关于可见性权力的互动关系，对数字平台时代以可见性关系为核心的监视可供性进行分析。文章认为，数字时代的液态监视带有明显的等级划分，这种划分主要基于平台和不同用户对于可见性的掌控权限。本研究尝试提出以下问题：交友平台如何通过会员制的差异化功能来操纵用户隐私的（不）可见性，从而在用户之间形成差异化的监视等级？用户如何认知这种差异化的监视等级，并以何种策略来与平台规制进行个体化的互动？交友平台中的监视等级如何影响网络亲密关系以及用户隐私的边界游移？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议题主要考察交友App的会员制如何规制了用户相互监视的权限，以及用户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与行为实践。研究团队主要采用了App漫游法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在研究初始阶段，以国内某头部交友平台A为主要观察对象，采用App漫游法进行沉浸式观察和体验。App漫游法（App walk-through method）是一种新兴的数字体验方法，通过对应用软件进行细致考察，研究者得以熟悉平台的界面设计、功能结构、内容、理想用户和具体实践，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平台的生态特性（Light，Burgess & Duguay，2018）。本研究中，研究者主要观察交友平台的会员制和用户在其中的互动关系。另外，为了体验付费用户的具体享用权限，研究者也以付费用户身份进行观察和亲身实践。App漫游过程从研究初期开始，持续整个调研和数据收集阶段（2020年5月中旬至2021年3月）。

沉浸式漫游体验发现，平台A的基本界面设计是用户的正脸照占据首屏，手指左滑代表“不喜欢”，右滑代表“喜欢”，当用户双方都右滑了对方（即为匹配），才能开启互动交流，获得进一步了解的机会。A平台主要有两种数据盈利模式：第一种是所有数字平台的基本模式，即通过免费而有限的服务吸引用户流量；第二种是设置会员制，开通各类增值服务（premium services），会员制以收费的方式赋予会员不同的功能权限，这一权限是构成文章后续研究的重要基础。

在对A交友平台的界面设计、功能权限和用户实践有了整体把握之后，研究团队开展了半结构式访谈。本研究根据以下条件征集受访用户：对A平台（曾）有长达三个月以上的使用体验（登入平台较频繁/对平台机制足够了解）；18-28岁的年轻用户（可通过平台设置年龄筛选区间）。团队征集受访者主要有三个来源：在A平台上与不同用户互动的方式随机招募；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获得符合要求的用户；研究者社交网络中符合要求的用户。最终共有21位用户受访者，10位男性，11位女性，付费用户10位（包含曾经有过付费行为的用户），非付费用户11位，年龄跨度为19-28岁。每次访谈时间约为1小时左右。此外还有3位交友类平台的从业者接受了非正式访谈，相关资料用以补充平台方的视角，也与用户感知形成交叉印证。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研究进行了匿名化处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调研期间新冠疫情局势仍不稳定，访谈均避免了传统的面访形式，均以微信语音或电话形式进行，这也为随时回访提供了便利。

五 “可见性”的生意

按照功能权限，可以将A平台用户划分为普通用户和会员用户。普通用户享有每日500次右滑的基础免费功能。会员用户分为三类，单项特权会员、一般会员（VIP）、超级会员（SVIP）。单项特权包括“查看谁喜欢了我”和“超级曝光”；一般会员和超级会员各含5项特权和15项特权（详见表3）。此外，SVIP会员功能中的“隐私保护”类目下有5项子功能，分别是“只对我右滑过的人可见”“隐藏我的距离和位置”“隐藏年龄”“冻结最后活跃时间”“隐藏会员身份”。

（一）会员制的可见性权力操控

从A平台的会员制增值服务来看，多数特权功能都指向“可见性”这个核心，例如“查看消息是否已读”“超级曝光”“隐私保护”等等。根据会员功能，平台对可见性的操纵方式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可见性的强化，即强化他人可见性以查看/监视他人社交足迹，或是强化自身的可见性以招徕更多的青睐；其二是可见性的弱化，用以满足用户个人隐私保护的需求。“可见性”在交友互动中是一种语境化的信息呈现，何时查看他人的社交足迹、何时让他人更加关注自己、何时又需要隐藏自己的社交足迹，这些都指向了“可见性”之下“监视他人”和“不被他人监视”的具体分野。下文将结合会员功能和用户访谈，分析会员制所设计的可见性差异是如何建构用户等级的。

1.可见性强化的权力

A平台中部分会员功能赋予了会员用户增强他人或自身可见性的权力。其中，强化他人可见性是一种主动监视诉求，平台为付费用户提供监视他人社交足迹的权力。当用户购买了这些功能，就形成了以可见性差异为区分的优势。以“查看消息是否已读”为例，在双方开启交流互动的语境下，会员用户可以实时监视对方是否查看消息，也可以通过对方回复消息的间隔时间来推测对方是否有意愿进行深入交流，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依据。如超级会员P15称，“我最感兴趣的功能就是‘查看对方是否已读’，这样可以看喜欢的人的聊天状态，看我发送的消息是否已读，就表明对方是否有进一步的沟通意向，这样可以判断聊天是否要继续进行。我想更高效的进行聊天，在喜欢的人里挑”。

A平台将此功能设计为付费服务，把可见性进行商业化，从而在技术层面制造出交友双方的不平等。由此，被监视者失去了隐藏自己社交行为的权利，也面临着被付费用户实时监视的社交压力。通过付费机制，A平台制造了可见性的权力差异，这一逻辑和福柯的全景敞视建筑的内核形成一定程度的呼应，即权力与个人无关，而与监视本身的设计有关。而在互联网中介的传播环境下，可见性被进一步商业化，平台通过用户自主付费的方式而形成可见性的不平等。

平台也会通过算法的优先推荐赋予会员强化自身可见性的权力。算法推荐的优先匹配逻辑以隐蔽的方式为付费用户提供更多曝光度和可见性。单项特权会员P16注意到“超级曝光”以一种隐性和难以觉察的方式进行运作，“我觉得系统会把like我的那些人往前放。另外，你使用超级曝光后，其实在别的用户那里看到的你也是一个普通页面，她不知道你是被超级曝光了。”研究者以会员身份漫游时也有类似体验，即只要对算法推荐到首页的用户进行“右滑”，页面上几乎都会立即显示“他也喜欢了你”。虽然我们无法探知算法匹配的“黑箱”，但从用户的算法感知出发，平台的算法匹配不仅仅依据用户信息资料的匹配度，也会隐性地在用户匹配池中将付费用户设置为优先配对者。

在中介化亲密关系的平台生态中，“优先匹配”的话术驱动着“两头赚”的算法生意：算法一方面抓取和分析用户的数据资料以驱动平台流量，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荐有优先匹配意向的用户来获取额外收益。强化自身可见性为付费者获得“披露式亲密”创造了更多机会。然而，虽然付费用户主动寻求“被监视”，但平台却掩饰了其中的隐私披露风险。会员功能使得用户间围绕“可见性”而形成的权力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可见性的技术配置和用户的情境化需求也形成了微妙的互动。

2.可见性弱化的权力

与强化可见相对应的，是弱化自身可见性的会员功能。这些功能让付费用户在“液态监视”中获得“隐形”的权力，成为特定情景化的“隐形观众”。弱化自身可见性通过减少被其他用户监视的机会来保护自我的隐私，这在以建立亲密关系为特色的平台显得微妙却重要。由于A平台在社会口碑上被冠以“约炮神器”，弱化自身可见性可以起到规避污名的作用，访谈中一些用户提到并不希望让熟人知道自己是A平台的使用者。以“冻结时间”功能为例，P15形象地解释了此功能的应用场景：“冻结时间，就是只要我不发动态，无论我滑选还是聊天，我的活跃时间永远停留在我点开这个功能的那一刻。比如我的活跃时间显示在‘两周前’，但我现在正在和你聊天”。

付费用户打开该功能后就可以冻结最新活跃时间，这一功能为付费用户隐藏自身社交动态提供了条件。由于交友平台的频繁使用可能暗示该用户在亲密关系上的随意性，所以一些活跃的平台用户若想避免类似的刻板印象或社交污名，就会使用这一功能，塑造“情感专一”的人设。P15坦言，他最近开始习惯打开该功能，“虽然我觉得把它打开没什么必要，但可能在我潜意识里，用交友软件对我的社交形象是一种损害。”对这个功能的在意，表明这一类用户注重自己的社交形象，希望避免社会刻板印象带来的污名化风险，于是通过付费来隐藏自己的社交行为数据，弱化这种场合下自身的可见性。此外，包括“隐藏真实年龄”等所谓的“隐私保护”功能通过技术手段将自身行为或真实情况进行隐藏或修改，这其实对其他用户而言是具有欺骗性质的，这样也更体现了付费用户在控制可见性方面的高级权力。

通过会员功能的可见性权力性质对比来看，VIP功能中只有少部分指向增强自身的可见性，而SVIP中有大量监视他人的可见性和弱化自身可见性的功能，这也意味着在VIP和SVIP两类会员之间同样存在着可见性权力的等级性。“隐私保护”作为弱化自身可见性的功能只归属于SVIP会员权限，意味着平台需要用户通过付出更高额的费用为自己的隐私“买单”。因此，弱化自身可见性在财力的二次分化中成为更高的监视等级。

（二）隐私购买商和资本共谋者

以往的监视资本主义分析认为，社交平台通过为用户提供免费信息娱乐形成以下盈利模式，即收集并分析用户的社交数据，再将用户数据作为商品售卖给第三方（一般是广告商），广告商则通过用户画像再次将广告精准投喂给用户。但在连接亲密关系的交友平台，消费闭环中没有广告商，取而代之的是作为“隐私购买商”的会员用户，他们购买了作为商品被出售的非会员的社交行为数据。平台通过架构会员制的可见性权力等级，强化了用户之间的监视差异，付费用户在追求亲密连接或摆脱社交孤独、满足好奇心的动机下而不得不遵从这样的游戏规制。这种监视的差异化巩固了平台对于用户隐私数据的主导性霸权，会员也成为这场监视资本游戏的共谋者（见图1）。当然，残酷的是，在会员群体内部，会员自身的隐私数据也是被售卖的商品，他们既是非付费者的“隐私购买商”，又同样是同一财力等级群体的“监视客体”，这种双重身份揭示了交友平台的双重资本逻辑。

（三）可见性权力下的“液态全景监视”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技术赋权，福柯提到的全景监视突破了上对下、少对多的不平等监视，逐步渗透到普通个体之间。他们为了满足偷窥和好奇心理而形成了相互的监视（Bauman & Lyon，2013：10-12；董晨宇，丁依然，2019），“看”与“被看”的界限和权力规范在用户之间被打破（王绍蓉，2020）。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当平台存在着差异化的监视可供性时，作为一种可见性权力的监视行为就具有了等级性。

通过以上对于A平台数字架构的分析，可以看到平台生态中存在着两类操纵可见性的权力主体。首先是平台依托技术设计出会员制，它以会员等级来区隔不同用户的可见性权限，因此拥有对可见性操控的绝对权力。平台的绝对权力最终指向其资本盈利逻辑，就是将所有注册用户的社交行为数据售卖给具有不同“监视特权”的付费用户。其次，付费者在特定的监视可供性之下，被赋予了更多的可见性权力，导致液态的相互监视形成等级。会员制的引入形成了平台可见性的等级化和资本化，有监视意愿的用户以财力换取更高的可见性操纵权，促成了平台等级化和流动性的监视生态。

因此在数字平台时代，鲍曼的液态监视因会员制的架构而形成了等级化的监视体系，福柯全景敞视主义下的监视—被监视的二元性重新成立。但平台会员制仍然有所不同，与福柯的中心高塔相对比，会员制是一个开放型的高塔建筑群，任何普通用户想要监视他人都可以通过付费来搭建一座“虚拟高塔”，而不再续费的会员也将失去监视资格。可见，会员制高塔是流动的。因此，交友平台之中形成了一种同时具有“全景监视”的等级性以及“液态监视”的流动性的“液态全景监视”（如图2）。会员制这一数字化的监视架构与用户个人是相互分离的，这凸显出平台的绝对掌控权。讽刺的是，对于会员群体而言，同一级别的会员都在各自的监视高塔里相互对望，或监视下一等级的用户。也就是说，一般会员既是监视者也是被监视者，与此同时也与同一等级用户相互监视。需要说明的是，会员制这个“虚拟高塔”并非坚不可摧，基于平台规制所架设的会员制依托“性别红利”或是为了吸引用户而实行的匿名化，都可能让用户识破一些隐藏的逻辑，在个体层面寻找破解“高塔”的漏洞。

六 差异化可见性下的具象感知与创新实践

交友平台虽然设置会员制区隔出不同权限等级的用户，刻意在平台可供性上为付费者赋予了“查看对方”“优先推荐”和“隐私保护”的可见性主导权。然而，正如技术可供性理论所标示的那样，了解平台技术在“使能”（enabling）用户不同权限的同时，看到用户对平台的具象感知和行为的面向同样重要。本研究发现，不同用户在差异化的可见性规制下形成了各自的感知角色和具体行动策略，以驯化的方式与平台的可见性形成监视可供性的互动生态。

（一）无声反抗：隐私忧虑下的社交戒备

按照“免费数据换取免费服务”的逻辑，未付费的普通用户并不能享用“免费午餐”，其社交足迹直接驱动着平台的基础性盈利模式。更为隐蔽的是，在交友平台的可见性操纵技术下，普通用户的行为数据还被平台实时售卖给付费用户，付费用户则获得了随意监视的权力。“监视”是单向性的，因为平台会员制只将监视权限开放给不同层级的付费用户，与此同时故意为普通用户设置了可见性的技术障碍，普通用户从而无法查看/监视其他用户的社交数据。普通用户作为隐私数据的单向输出者（被窥视者），是平台里的“小白兔”，随时都在警惕各种可能的隐私监视，这类用户以女性为主。如女性用户P7表达过自己的隐私忧虑，“我的状态主要是发文字鸡汤，从不发自拍照，只有一次发过背影，主要是基于隐私的考量，因为我不知道谁会看到。”“小白兔”在不平等的监视生态下，通过匿名化呈现或有限度的自我披露等策略与平台的等级化监视设计进行互动。P13就采用了半真半假的信息披露方式，“我上面其实我没有用我的真实年龄，我用了一个26岁（真实年龄为23岁）。因为其实像这种交友的平台，其实我还是挺戒备的，就不会说是完全我个人的真实的这样一个信息。”

在中介化的情感社交中，由陌生化发展到亲密化，其实是关系双方之间感知不确定性降低的过程，因此对等的信息可见性非常关键。然而，由于平台可供性刻意制造了用户之间可见性权限的差异，导致网络关系的质变和飞跃变得更加困难。平台监视设计的商业化本意是为了满足有高匹配需求的用户（往往是男性），然而在这种等级化的监视生态中，对于具有隐私忧虑的“小白兔”而言，她们对于网络亲密关系的建立抱有复杂的不信任心理。可见权限的差异化导致“小白兔”的平台自我呈现更加被动和弱化，因此她们在行动策略上逐渐将交友平台“驯化”为图片社交平台，倾向于以隐形观众的角色反向查看他人分享的自拍或日常照片。P4提及，除了注册必须的真实照片之外，自己从来不在A平台上更新和发布自己的状态，而只查看他人的照片、个签等内容，P13更是用“刷微博”来形容这种行为，“我觉得会有一种养眼的需求，就像刷微博一样，在这里面会看的时候说小哥哥长得还蛮好看的，然后小姐姐打扮的这种”。

在用户隐私忧虑的感知下，可见性技术的差异化设计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亲密互动，反而让普通用户怀疑高监视权限的用户的社交动机，而形成很强的社交戒备。P21就袒露了对于男性会员的心理状态，“那些平台匹配给我的，但我没有权限（查看）的用户，他虽然右滑了我，但是我右滑他的几率不高，而且既然他有A平台的VIP，说明他经常熟练掌握这个平台，对于这样子的男孩子，我可能不是很感兴趣。”

（二）战略迂回：巧用“性别红利”的男生

P2是研究者在A平台上偶遇的受访者，他的首页照片和个人资料都显示为女性。在深入交流后，他向访谈者坦陈自己的男性身份。对此“怪异”行为，他解释到，“平台上的女生有无限次匹配次数，但男生每天都有限定次数，我完全不够（右）滑”。他的行为动机或许可以从交友平台对于男女性用户的曝光度（可见性）差异来理解。

有研究者发现，国外交友平台Badoo上的男性用户人数占比几乎是女性用户的两倍（Alexa，2018），而国内某移动交友平台的男女用户比约为5：1（许德娅，刘亭亭，2021）。这一比例在我们与某交友平台的公关主管Lisa的非正式访谈中得到了大致的印证，“我们对外公开的（男女性别比）数据一般是6：4，但后台的数据是6：1。事实上，所有这类交友平台中女性用户都比较稀缺。”本调研中，几位男性受访者分享使用经历都抱怨过，交友平台常常为女性用户提供更多免费的基础服务权限。也就是说，在同一个交友平台上，男女性用户各自享受的基础服务并不均等。女性作为“供应端”是占据主动权的优势一方，天然享有“性别红利”。P2解释他此前的付费动机是想获得“提升每日匹配次数”的增值功能，默会的规则是右滑次数越多，曝光率越高，匹配的概率才会更大。逐渐熟悉平台机制后，他注意到女性用户拥有无限匹配次数，于是重新注册了一个女性账号，这样既无需付费，又能享用“女性红利”下的无限匹配权。他还提到这个新注册的女性账号的会员服务其实是平台赠送的，这里印证了Lisa的说法，“为了吸引女性用户的平台活跃度，会赠送一些会员额度给到女性用户，因为（会员服务）对我们来说是虚拟成本嘛。”

A平台中潜藏着“性别红利”的隐性规制，性别比例的失衡让作为“稀有资源”的女性用户掌握了主导权，而男性往往成为等待匹配的一方。品牌策划Jenny用“翻牌子”来形容女性在平台中的主动权，“平台里很多男性用户等待被挑选，而女性掌握了选择去滑选谁或者和谁聊天的主动权，就像‘翻牌子’一样。”男性受访者P14和P15都表达过鲜有女生前来搭讪的困扰，P14无奈表示，“我就是普通男孩子，平台系统对于普普通通的男孩子曝光率不高。如果一个男孩子想寄希望于通过平台来找对象，可能就会要充会员”。因此男生需要通过付费来获取更多曝光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社交平台上，女性往往不担心没有人搭讪，而男性却更倾向于通过付费获得更多滑选次数。“男多女少”的性别生态让平台方将男性作为会员制的目标客户，公关专员Pearl坦言，“我们一般会引导男性去付费”。本次调研样本的10位付费用户中，只有3位女性，而男性高达7位，也同样可以窥见到这种趋势。

至此，交友平台中关于性别的可见性逻辑是：在“供需不平衡”的恋爱生态中，女性资源稀缺。因此，要驱动异性恋交友的匹配程序，女性将被动获得更多的曝光度和可见性，数量居多的男性注册用户必须竞争更少的可见性资源，其中通过付费获得高匹配次数和超级曝光权限成为一种财力上的强化可见性方式。而P2的“反转性别”行为，作为迫于平台的不平等可供性所进行的行动调试，是一种绕开平台技术障碍的迂回战略。他以自己的微观经验，在付费获取可见性资源的主流方案之外，通过注册女性账号实现了获得更多可见性和筛选权的目的。因此“反转性别”的用户认为平台具有性别偏好，他们为了反抗平台对男性用户曝光度（可见性）偏低的技术设置，突破会员制所造成的可见性权限，在不付费的前提下满足自身对于强化可见性的需求。

（三）超越规制：财力特权的创新使用

以上两种策略多为在财力及性别方面处于弱势的用户所使用，他们或因隐私忧虑采取更为保守的匿名化策略，或因平台在性别方面的隐秘规制采取迂回策略，总体上都在平台的绝对权力之下进行被动选择。相较之下，具备会员身份的用户不但主动逢迎，还在平台会员制规制的初衷之上，将通过财力获得的可见性特权进行创新使用。

P6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受访者。他数次自称为拥有过5个账号的“资深会员用户”，每个账号都会充值VIP。作为A平台上线后的首批注册用户，他表明谙熟平台会员制的隐秘玩法。访谈中，当他谈到自己关于“查看对方是否已读”功能的使用场景时，打开了A平台，一边陈述到：“你看这个女孩，她应该是在一个小时之前跟我匹配上的，我给她打了招呼之后她没有回复，我现在给她解除匹配。然后这个女孩，应该是她一个小时没有上线了，所以我先不解除她。”平台对于该功能的介绍，其设计初衷是给予付费者提前把握亲密互动的节奏，主要是为了服务于亲密的连接。然而，在P6的使用场景中，通过财力交换到的可见性特权，是为了单向监视对方的社交足迹，提前掌握亲密匹配的可能性，以目的为导向去寻觅速食性关系，最终在速配速解的循环之中迷失了对亲密关系的忠诚和美好想象。

在同步使用和管理不同账号的过程中，P6表达自己在“伤害”和“被伤害”中感觉到痛苦，于是多次注销了账号。对于研究者提出为何频繁注销账号的追问，他表达不方便回应。不过，或许可以从他“如何理解交友平台的会员制”的回答中大致猜测一二，“很多那些不愿意付费的人，很有可能他还是那些真正善良的人。有没有想过像我这种资深的愿意充钱的，会不会和那些不愿意充钱的人是两种人？他们可能是因为不想花这钱，但是他们是想好好了解（对方）。我想花这个钱，但是并不是想跟你好好地（交流）。”P6的回答猝不及防地撕破了平台会员制所谓的“隐私安全、高效匹配”的外包装，这些差异化的可见性权限看似是为了服务于那些真正希望在其中找到真爱的用户，但其实在P6这类愿意充值的“有恃无恐”的会员看来，监视特权恰恰为其寻找速食性关系提供了便利。监视权限技术被其驯化为一种寻觅随意性关系的工具。他们不满足于单一层次上的充值特权带来的可见性控制权限，利用平台刻意制造的监视等级规制，甚至超越平台本身的监视设计，不断试探可见性的控制边界，以获取更高的监视等级。

七 结论与讨论：

差异化监视可供性下的亲密关系与隐私保护

本研究立足于A交友平台的会员制，考察发现，会员制在会员与非会员中构建出一个以财力为划分标志的液态监视等级，交友平台成为了数字时代的虚拟全景监狱；而付费会员作为“数字高塔”里的监视者，在掌握更高可见性权力的同时，成为平台监视资本主义扩张的共谋者。由此，“可见性”在A平台的监视架构中形成了亲密关系的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 of intimacy）。另外，会员制的功能架构在用户间形成了一种差异化感知，从而影响了用户对于特定功能的行动策略，平台的功能设计和用户的创新实践共同作用，决定了用户数据的最终可见与监视。监视可供性正是从这种动态的互动关系中显现出来。

此外，监视与隐私之间的冲突也在交友平台中加剧，因为平台用户既想在开放连接的虚拟网络中与陌生人尝试建立可能的亲密关系，与此同时又要保护个人隐私。交友类App抓住了年轻用户渴求亲密连接或是摆脱社交孤独的心理，打造了亲密社交中的“孤独经济”。在会员制的不平等监视机制之下，付费用户被暂时赋予了更多监视特权，既能通过查看他人来获得建立亲密互动的信息基础，又能一定程度地隐藏自身的部分信息，由此，亲密建立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冲突感获得了权宜性的缓和。然而，亲密关系的建立以双方的平等互动为基础，当付费的一方可以同时查看多人的社交动态时，普通用户却失去了同等地了解对方状态的权利。这种监视机制的不平等更加剧了基数庞大的普通用户的不安全感，他们在这种本就不确定的网络亲密关系中更加戒备和游移，随时在真诚互动与游戏社交中切换。由此，交友平台所中介的情感社交愈发进入一种游戏性的、多对多的和流动性的状态。监视机制的引入其实无形中加剧了虚拟网络中亲密关系和隐私保护之间暧昧不明的边界冲突。

更进一步，交友平台的“免费 增值”的盈利模式根基于将用户数据作为生产资料进行资本盈利，这是平台经济中最具有典型性的盈利模式，即平台数据公司“用相对固定的成本套取海量数据作为免费生产资料，再从商品、服务和数据交易中取得利润和租金”（徐偲骕，李欢，2021）。那么，当平台将用户在其中所生成的行为数据作为生产资料时，直接指向了用户数据的确权问题，即用户的行为数据如何确立归属？隐私如何保障？数据变现该由谁受益？现在法学界和相关交叉学科学者已经在探讨由用户数据隐私所延伸的用户数据收益问题（戴昕，2019；申卫星，2020）。回到本研究议题，在以中介化的亲密关系为内核的情感社交平台中，用户的社交行为和隐私数据成为互为买卖的商品时，用户之间的“监视”不平等也将成为监视议题下新的道德伦理问题，关于交友平台中的数据确权和用户监视带来的隐私后果都需要更多关注。

本研究在样本选择的丰富性及个体用户的追踪时段上仍可能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此次样本选择主要来自一、二线城市的年轻用户群体，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发现付费动机也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囿于篇幅，因此未来可以从性别、年龄、城乡等维度以及受教育程度、职业广度等方面扩大样本多样性，挖掘此议题下更丰富的面向。其次，本研究缺乏对个体用户更长时段的跟踪性考察，用户的平台角色和具体实践是随着个人的生活变迁而流动的，其中本研究中有三位受访者都表示过自己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付费需求，因此未来可以从时间维度上追踪用户如何因个人的生活变迁而影响交友平台的使用行为。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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