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卫平揭秘：一个建议为何短短三月成全国指导方案

今年是蔡卫平履职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五年，也是他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第三年。在参加全国两会前夕，蔡卫平通过视频接受奥一新闻的专访，讲述履职生涯中他为之振奋、为之感动、为之欣慰的点滴。平实而专业的语言，却饱含着他深深的医者仁心。

“心系患者，急患者之所急”是蔡卫平从医生涯中坚守的信念，带着“人民代表为人民”的初心，在过去四年的履职生涯中，他前后提交了14份建议案。履职第一年，他就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把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纳入医保门诊特殊病种管理的建议。这份建议很快得到推动与落实，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逐步改善全国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困境；

两年来一直坚守在抗疫第一线的他，既为传染病医院的可持续建设提供针对性建议，也一直为保护新冠患者的隐私信息而发声呼吁；他提出的“建设平战结合的综合性传染病医院，应对各种重大疫情的建议”在短短三个月间就被相关部门采纳，“不仅是提法，很多字眼都是一样的。”蔡卫平欣喜地感觉到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努力，正逐步推动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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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履职：在更高站位提出建议更易被采纳

奥一新闻：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之前，您也是广州市的人大代表，这两个岗位对您来说有什么不同？

蔡卫平：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我也曾担任超过一届的广州市人大代表。2018年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后，这四年的履职工作让我有很深的感触：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人的视野会更宽阔，考虑的事情也会更加全面。

和过去担任市人大代表，主要关注广州市内的工作不同，我体会到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层面，需要更多地考虑全国各地的实际差异情况。这也决定了我所提的建议并非只是基于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要考虑到跨区域，甚至是考虑到全国代表性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提的建议和整个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我在实际调研中，常常需要通过跨地区和从上而下的调研方式来搜集一手数据，从而提出更为宏观与适用性强的建议。

当然，在全国人大层面提出来的比较宏观的建议，在推行上难度会比在区域内提出的建议大。因此在推动建议落地的时候，我可能还需要跟国家的部委、地方政府去协调，这些工作是充满挑战的。

奥一新闻：在四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生涯中，哪些建议在推行上让您印象深刻？当时提出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什么？

蔡卫平：2020年2月参与一线抗疫的时候，我在隔离病区内写了“建设平战结合的综合性传染病医院，应对各种重大疫情的建议”，并在闭会期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这份建议。这份建议提交后迅速被相关部门采纳。当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的《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中，就提出“平战结合”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并要求在传染病医院建设时加强重症医学科室的建设。

这个建议在当时获得比较大的反响，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正好贴近了当时疫情发生时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并非仅在2020年存在，追溯到2003年非典疫情的时候也存在过，即传染病医院在应对重大疫情中的不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传染病医院的综合学科不强，一旦遇到重大疫情的时候，基本还是需要依赖综合医院的支援，传染病医院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二是在2003年之后开始新建或者是扩建的这些传染病医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建设，有些医院自身的生存就存在问题，大部分传染病医院开始面临转型或者出现萎缩，技术力量反而下降了。因此这也促使我们需要考虑建设完传染病医院后应该如何让其长期维持运营。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我提交的一个建议迅速成为了指导全国未来公共卫生建设的指导方案，这是比较出乎我预料的。因此给我的启发也很大，就是在全国人大的层面所提的这些建议，能够让一一受益的范围更加广大，因此更需要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或者国家目前存在的一些还没解决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这种建议就很容易被采纳，并且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国家的策略。这是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感觉最深的一件事情，这个建议也是这么多年来提出的最快被接受，并且能够成为成文的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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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疫情防控常态化：患者隐私泄露不是一件小事

奥一新闻：之前您也有提到对疫情中的患者隐私信息保护问题，您觉得目前这一工作做得如何？

蔡卫平：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患者信息泄露造成的网络曝光、人肉搜索甚至网络暴力案例时有发生。我发现很多人比起担心感染了新冠病毒，更担心的是个人信息泄露后对他以及家庭产生的巨大影响。

对于个人信息的泄露，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件小事。这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对整个公众利益造成损害，并且可能也会影响到传染病防控。例如有些人担心隐私信息的泄露而不愿在流调时说实话，最后导致疫情防控的难度加大。

去年两会期间，我就提出了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强公民信息保护的建议。建议提出要合法采集和公开。现在来看，正规的流调报告已经确定了一个模板，这个模板对于个人信息方面的公开还是做了很大的调整，基本上只保留行程的公开，而住址、职业等其他信息都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保护。此外，在“有限采集”方面也基本能够做到，就是除了行程轨迹之外的信息，并不会追问太多。

在我看来，目前还有些地方有待改进，例如流调信息的合法合理采集方面。采集流调信息，应该是由经过培训的、国家授权的专业工作人员去执行，但现在大多数地区因为疫情防控的范围太大、人员太多，疾控中心的流调小组会委托诸如街道社区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协助采集信息。参与流调的人员越多，信息泄露的风险就越高，这方面还是需要有相关的规范去管控。

此外，对于流调信息泄露后网络上的攻击、人肉搜索行为的整顿力度我认为还是远远不够。泄密的人员有没有得到处罚？人肉搜索并散布谣言的人有没有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我认为这些还是需要更细化的规范。

奥一新闻：中国已经批准新冠口服药物的上市，序贯接种疫苗也即将启动，您认为这些举措对接下来疫情的控制有这样的影响？

蔡卫平：目前预防感染主要还是要依靠疫苗，从国外的研究数据看，序贯接种的保护率确实有所上升，因此对于预防感染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而新冠口服药物则是在治疗方面发挥作用，防止轻症的病人发展为重症，降低重症率。因此，序贯接种和批准新冠口服药物的上市，分别从预防和治疗两个方面来控制新冠疫情的暴发，也为我们的下一步放开增加底气。目前我们“动态清零”的政策短期内依然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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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艾滋病防控：广东抗病毒治疗覆盖率超90%

奥一新闻：2018年您就提出把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纳入医保门诊特殊病种管理，实施艾滋病治疗分层管理的建议。今年又有3种国际上最新的抗艾药物被纳入目录，这其中您做了哪些推进工作？

蔡卫平：其实从大方向看，艾滋病药物进入医保并不是纯粹的“为了进医保而进医保”，而是希望能够在艾滋病的治疗策略方面做一个调整。

2003年就提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其中跟治疗有关的“免”就是免费的抗病毒治疗。如今将近20年过去，艾滋病感染人群、流行模式、传播方式等都发生很大改变，过往国家免费治疗的形式显然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实际情况。这一政策过往为广大患者提供了兜底服务，但也存在免费治疗药物更新比较慢，副作用大、使用不方便的问题。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用上一些更新的、副作用更小的、使用更方便的抗艾药物，但这些药物的价格都非常昂贵。举一个现在在欧美国家最一线的用药为例，药物在没有进入医保之前，一个人每个月服用这一药物需要花费3600块钱，这对于一般家庭而言是比较大的开支。而现在通过医保谈判，这个药物每个月只需要1125元，降价了2/3，可以说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当时我建议实施艾滋病治疗分层管理：对于经济贫困的患者，国家继续提供免费用药；对于参加医保患者，建议将国内上市的抗艾原研药、进口药纳入医保；对于经济条件好的患者，可以自费选择使用新获批上市、尚未纳入医保目录的专利药物。这个建议后来被国家医疗保障局等部门所采纳。第二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就增加了一种新的抗艾药，并且此后每年都在不断新增。目前国家已经将6种抗艾效果比较好的药物纳入到目录之中。

这样对于患者带来的第一个好处是费用的大幅下降；第二是患者能够服用到比较新的、副作用比较小，用起来比较方便且并不容易发生耐药反应的药物。从而使得治疗效果有所提高，治疗意愿也有所增强。而这对于整个社会来看，这样做也会降低这些艾滋病患者将病毒耐药株再次传染给其他人的风险，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其实有更重要的益处。

奥一新闻：2011年在您的力推下，全国首个艾滋病诊疗质控中心落地广东。目前质控中心的运作情况如何？

蔡卫平：在这方面广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艾滋病诊疗质控中心指的是所有的艾滋病患者每年都要进行病毒检测和耐药监测，在基层医院抽血后，样本全部送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检测，以掌握和监控全省患者的数据。通过质控中心这种方式来管理全省的患者治疗，在当年算是一个首创。

经过将近11年的运营，现在国内也基本认可这样的管理方式。通过这种模式的管理之后，广东整个抗病毒治疗状况有了非常明显的改进。联合国2016年提出艾滋病防控三个90%的目标，即要发现90%的感染者，要治疗90%的感染者，并且有90%被治疗的人。目前来看，广东抗病毒治疗的覆盖率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截至2021年10月底，全省在治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67000余人，治疗覆盖率、治疗成功率持续增高。2021年1-10月全省治疗成功率升到98.1%，居于全国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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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规划：重点关注公共卫生体系和基层医疗体系的建设

奥一新闻：留意到您这次的建议还有《关于加快推动医学检验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服务于临床的建议》，可否具体谈一谈这个建议？

蔡卫平：医学检验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LDT）是指医学检验机构或部门为满足临床需求而自行研发、验证和使用的检测方法，该方法仅在医学检验机构或临床实验室内部使用，不作为商品出售给其它机构或个人。

近年来，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创新，新技术、新项目从研发向临床应用快速转化，个体化医疗和精准医疗的临床需求逐渐增加，而市场监管审批相对检验产品的更新迭代存在滞后性。

国际上公认有7000多种罕见病，由于用量较少，厂家没有动力批量生产和申报注册此类试剂，导致实验室没有针对罕见病诊断的商品化仪器和试剂盒。此外，例如我们在肿瘤治疗中需要使用靶向药物，在此之前需要检测肿瘤的基因，但不同的肿瘤有不同的基因分型，但其实基因分型在不停发生变化，这些项目往往在商品化试剂出来之后，可能就已经过时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于实验室的自建项目应该逐步放宽。

2016年5月，国家卫计委发布《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临床检验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目录外的临床检验项目在临床应用，但该文件未上升到部门规章。很多检验项目都是新技术发展的成果，不能及时进入《医疗机构临床检验项目目录（2013）》，没有收费代码，无法在临床应用。2020年12月，国务院修订通过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目前没有出台相应管理办法，仍无法实施。且该条例不能覆盖到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而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才是LDT技术最成熟、政策需求最迫切的群体。加快推动LDT服务于临床将可大大推进我国医学检验部门新方法、新技术和罕见病诊断的应用及发展，进而推进个体化医学和精准医学的临床应用和发展。

我这次建议加快推动医学检验实验室自建检测方法服务于临床。尽快出台LDT服务管理办法，明确LDT的定义和适用范围、开展LDT的基本条件、建立LDT风险管理机制、备案申请流程和监管等等。同时我希望，有条件允许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开展LDT服务于临床。国内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在精准医学领域拥有较强的技术基础和实力，在质量控制、临床应用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开展先行先试，通过项目备案等措施有条件允许LDT项目服务于临床，政府有关部门严格监管。

奥一新闻：在本届人大代表任期的最后一年，您将有这样的规划和打算？

蔡卫平：首先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还有一年的任期，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一年里继续履职，更好地去履职。那么原来已经提上去的一些建议，包括今年提交的这些建议，新的一年里面还会继续跟进和推进。

以艾滋病药物进医保为例，目前从国家层面已经将药物纳入到医保目录，但各地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报销比例比较低、落实不到位等，接下来还会继续推进这件事情能够真正落实到基层，起码落实到各个地级市上。

另外，这一年还会重点关注公共卫生体系和基层医疗体系的建设。2020年提出的建设规划中还有大部分方案在落实之中，这其中还存在的问题与困难也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向相关的部委提出来，有些细节问题可能还是要由国家层面去解决，就是说会对之前提交的现在在落实当中的一些建议，会去持续的跟进。

奥一新闻：对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您认为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蔡卫平：目前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首先，目前在管理体系上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就是国家疾控局的成立。接下来各地的疾控局或者疾控中心将会因为这些比较利好的政策作支撑来支持后续发展。我认为过去处于静态发展的疾控中心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疾控这方面非常需要做好前瞻性研究的工作，它存在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在疫情时的应急管理，而是对未来可能的疫情发展有一个预判，这种研究其实是更加重要。因此我觉得应该从国家层面尽快完善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提升疾控人员的福利待遇，壮大疾控人才队伍，才能推动疾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监制：刘丽君

策划：谢江涛

统筹：奥一新闻记者 管玉慧

采写：奥一新闻记者 林诗妍

设计：郑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