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金融》高端访谈栏目将连续多期对多位高层次外国专家进行专访，为产业的技术升级、产业转型把脉献策，探讨产业发展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为读者带来国际合作的经验借鉴与启发。
在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仅在各自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更以外国人的视角，在工作和生活中见证着广东乃至中国的发展和变化。
来自新西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科研究所子宫血管生物学实验室首席研究员Gendie Elizabeth Lash教授就是其中一位。
2015年，她从英国来到中国的南大门——广州，致力研究子宫内膜和胎盘微环境中各细胞的相互作用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Gendie ElizabethLash教授近日接受《科技与金融》专访时说，在女性生殖健康研究领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中国愿意投入大量资金助力科研发展。我希望在这里继续我的职业生涯，这是一段令人惊叹的经历。
本文首发于《科技与金融》 2021 年12月刊
采访｜李慧 编译｜靳松、李慧
图︱闫雪莹
Q
《科技与金融》记者
A
Gendie Elizabeth Lash院士
研在中国
Q
您为什么选择投身于子宫血管生物学研究？
A
我一直对子宫血管生物学感兴趣，早于15年前，我就投身于这一学科的研究，并持续至今，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思路。一路走来，我收获满满且常有惊喜。
在我的研究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在纽卡斯尔工作时的导师Judith。她是一位胎盘病理学家，研究子宫自然杀伤细胞。这种细胞常见于在早孕和不孕的病征。和她一起，我开始围绕该细胞的治疗展开研究。我们发现其中一项治疗方法是重建子宫螺旋动脉。Judith是推动我研究的引路人和动力所在。
Q
为什么选择来到中国从事研究工作？
A
2015年，我结束了在英国大学的工作，并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的下一站。选择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对科研的资助力度很大。
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生殖生物学领域，很难找到一个只做研究，不用承担教学任务的职位。
在我看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提供的职位非常完美。虽然此前我从未来过中国，甚至不知道广州在哪里，但我还是申请了这个职位，并且随着我对职位了解的信息越多，我愈发渴望得到它。很幸运，同年6月，我获得录用。
Q
您刚才提到“中国对科研的资助力度很大”，我们也了解到您曾在英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从事科研工作，可否请您谈谈这些国家的研究环境有何差异？
A
1997年，我在新西兰完成博士学位后就离开了，至今已经过去24年，所以我对新西兰的研究情况已经没那么了解。当然，我也曾在加拿大和英国工作过。我认为很多国家不资助女性生殖健康学科，特别是英国。
虽然当地有一些小型慈善机构会投入资助，但在政府层面，这个学科不是优先考虑的事项。但是在中国，则是相反。
所以在我看来，对于女性生殖健康研究领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中国愿意投入资金助力其发展。关键的是，研究人员获得的所有资助资金会被用作研究。
我进一步解释，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我团队人员的薪酬由医院支付，如果我获得国家自然基金委约60万人民币的资助，我可将资助全部用于科研实验。
而在英美等国，任何资助的40%都需要交给所在大学以支付基础设施使用费（管理费），当中是包含工作人员的支出。所以，同样的科研项目，如果要获得中国100万美元的资助，那么在美国就需要申请150万美元，因为多出的部分需要用于支付基础设施使用费和员工工资。但在中国，所有这些研究基础设施、员工和研究经费全都是由政府提供。
另一个不同之处，据我所知，国外很多研究主管除了争取科研资金外，甚至还要为自己的薪水发愁，还要对研究团队其他研究人员的生计负责，这对于研究主管而言，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来到广州，我摆脱了这种压力，能够更加专注于我的学科研究。
研究之路
Q
您作为子宫血管生物学领域的专家，可否请您介绍什么是子宫血管生物学？它对女性生殖健康而言有什么影响？
A
子宫螺旋动脉是非常肌肉化的血管，周围有很多曲折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当您纵向切开该血管的一个部分，便可看到同一血管的四个或五个部分，证明这些血管确实是螺旋状。
子宫螺旋动脉形成于妊娠早期，通常在妊娠中期完成扩张。螺旋动脉起源于管径细小、肌肉发达的血管，通常有较大的血流阻力。随着血管扩张，血管壁内的所有血管平滑肌细胞消失，血管管径会变得大得多，这使得血液能够非常温和地流入间隔空间。
这些血管将母体的血液输送到胎盘，为胎儿带来丰富的氧气和营养物资，在整个妊娠期一直滋养着胎儿的成长。但如果这些血管没有发生扩张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们想象一下，在孕期20周左右，母亲提供给胎儿的血量几乎会翻一番，因此大量血液注入非常狭窄的空间，血液会随着脉动流喷出，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胎盘属于树状结构，实际上非常脆弱，就像在海中轻轻漂浮的海藻，一旦遭遇风暴潮，就会被打击得分崩离析。因此，如果这些血管没有发生扩张，胎盘就会受损，出现压力反应。
一方面，婴儿不能获得氧气和营养。另一方面，压力反应还会回到静脉循环，损害母亲的器官。这会导致先兆子痫、胎儿生长受限等孕期状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早产或者流产。
我的实验室正在做的研究是剖析子宫螺旋动脉变化的分子过程。因为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变化过程有哪些步骤和需要哪些分子，那么当我们识别到那些有妇产并发症风险的女性时，我们可以开展靶点治疗，甚至可以提前预防相关妊娠并发症。
Q
除了您提到的子宫螺旋动脉相关研究外，可否请您介绍实验室当前主要的研究工作及成果？
A
除了子宫螺旋动脉外，我们也研究子宫血管如何影响发育和不孕。在发育方面，女性在经期过后，子宫内膜重新增殖，所有的组织在3周内得到再生。
如果没有怀孕，子宫内膜会再次更替。这些血管是成年人身体仅有的每个月都会再生的组织。在大多数人体中从婴儿时期发育的血管，其细胞可能会被更替，但不会再生长新的血管，除非生出肿瘤。
我们知道女性在经期出血严重与子宫血管的发育和生长不良有关。更甚者，如果这些血管发育过度，会导致女性反复流产。在不孕方面，我们尝试研究这些血管成熟过程的调控因子，这与我们子宫肿瘤血管生成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
Q
我们了解到，实验室研究方向具体集中在四个方面：研究正常与疾病状态下（复发性流产、重度月经出血、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调控因素；研究妊娠早期滋养层细胞浸润调控因子，为最终制定早期干预措施预防相关妊娠并发症提供基础研究数据；探究血管平滑肌细胞表型分化调控因子以探索如何实现临床转化治疗；探究妇科肿瘤（乳腺、子宫内膜和卵巢）的血管生成、转移和进展过程调控因子。请问研究室选择这四大研究方向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A
我们研究妊娠早期滋养层细胞浸润调控因子在于滋养层细胞是来自于子宫，也是胚胎形成的起点。
在妊娠早期，滋养层细胞会入侵母体的子宫内膜直至子宫肌层。滋养层细胞浸润主要有三大功能。
一是将胎盘固定到位。二是这些细胞对螺旋动脉重建过程至关重要。三是与母体免疫细胞“对话”，以帮助建立胎儿免疫耐受，因为在免疫学的角度中，胎儿对母体而言，被视为免疫外来物。原因是胎儿基因和母体基因相似但不相同，但是母体并不会排斥胎儿，这归功于滋养层细胞浸润，也是我们研究这个过程的调控因子的主要原因。
而血管平滑肌细胞表型分化与子宫螺旋动脉重建有关，重建是子宫螺旋动脉的主要特征之一，重建过程中这些血管平滑肌细胞完全消失，而人体其它血管没有这种情况，因此我们正努力解析这一重建过程。
此外，我们还着重于子宫内膜调控因素的研究。我们十分关注复发性流产、重度月经出血等妇女，因为她们的治疗选择会影响她们的生育能力。而且她们中的许多人都很年轻，渴望拥有孩子。所以我们致力找到一些治疗靶点，找到恢复生育能力的方法。
最后，我们也会对一些妇科肿瘤进行研究，特别是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研究内容包括肿瘤血管生成和肿瘤转移。刚才也提到，孕期细胞侵袭和肿瘤血管生成有很多相似之处。
Q
除了研究能力外，您认为哪些方面对实验室发展尤为重要？
A
首先是兴趣，我的理念是让我的员工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做感兴趣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更加努力地做好。在这个理念下，我对我的团队成员非常包容，希望可以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并能开发自己的项目。
其次是热情，我认为如果我的团队成员对他们正在研究的主题充满热情，那么他们会全身心投入其中。我在英国工作时曾经带一位博士生，虽然她的研究项目前景很好，但她对这个项目没有热情，所以工作投入不够。因此，我鼓励我的团队找到他们对工作的热情。
最后是合作，我认为应该帮助团队成员建立信心，鼓励团队合作。团队内部彼此合作至关重要。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团队内部存在冲突矛盾，这种科研氛围不是我乐见的。因此，团队和谐、建立自信是团队发展的两个方面。即便有些团队成员不一定始终在一起共事，但我会尽其所能培养他们，帮助他们走得更远。
Q
您担任实验室首席研究员这六年多以来，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A
我认为招募团队成员比较困难。虽然我足够幸运获得这份工作，但我有时依然很难找到技能完备、完全适合实验室的成员，特别是在生殖生物学领域。
虽然中国对这个领域的科研资助力度很大，但相对而言，仍是一个“小众”研究领域。在中国，生殖生物学从某种程度上更多地被纳入肿瘤生物学的范畴。所以要招募专业背景完全相符的研究人员很难。
人才引进
Q
您如何评价广州市乃至中国的外国人才引进政策？
A
我认为整体而言，广州乃至中国的外国人才引进政策很好。同时，我认为中国也有很多非常出色的科学家，有些中国专家的研究成就甚至超过外国的专家。所以我认为中国在引进国外人才的同时也不要低估本国专家的能力。
Q
您从这些人才引进政策中获得哪些优惠？
A
我从广州市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培养项目获得个人生活津贴以及从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获得税收优惠。
就我个人而言，能够获得这些“人才头衔”已是荣幸之至，而获得国家和地方提供的津贴和税收优惠更是让人受宠若惊。但如果我能更深入地参加到专业研讨会或交流活动那就更好了。
因为在会议上，我能了解其他外国专家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和他们交流我的研究进展和与潜在的商业合作机构互动。目前我还没参加过这种能够与在粤外国专家交流的会议和活动。我希望这方面政府能够给予我更多机会，让我认识在中国的外国“同行”。
Q
您觉得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A
我觉得主要是语言问题。
因为所有的人才引进项目申请都要使用中文，通常我将个人信息发给同事，他们会帮我整理好所有的中文申请材料。所以如果要引进高端国外人才，可否考虑接受英文申请。否则，外国专家们会像我一样，凡事都要依赖中国的同事，虽然大家都很乐意帮忙，但我还是不想麻烦他人。
此外，同样因为语言问题，我在申请科研经费项目时，也需要同事帮助我翻译申请材料。因为中国科研经费的申请格式与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我自己很难完成。即便我已经在广州工作了六年，但是仍然未掌握这种格式，幸好有同事慷慨相助。
就在上周末，中国女医师协会还邀请我作妇科领域的讲座。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我感觉很多人都害怕与我交流，可能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英语不太好。而我自己也不会中文，所以沟通着实是个大问题。如果参加工作语言为中文的会议，我一般会在会场停留至少半天时间，但很多时候我只能坐在位置上辨认幻灯片上的数据而不是文字说明，因为幻灯片上的文字全是中文。
湾区合作
Q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提到，要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紧密合作。对于湾区科研合作，实验室有何进展和规划？
A
我对合作持开放态度。但目前主要的障碍是语言不通，导致科技交流比较被动。我和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很多临床医生有合作，也和一个香港的团队有非正式合作。
Q
您认为，政府应该采用哪些举措，如何既让湾区内的居民享受优质的医疗，又能以优质的医疗服务吸引人才到大湾区发展？
A
我认为大湾区的医疗水平，特别在女性生殖健康领域的医疗水平很高。我也曾在这里的医院就医，虽与国外医院有不同之处，但我认为这里的医护人员具备很高的专业知识水平。
要实现您在问题中提到的这一点，我认为归根结底在信息公开。政府应向公众提供信息，让公众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医疗服务，政府还可以公布各个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
通过信息公开，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并且理解科学，了解及理解我们的研究过程及已有的研究成果，他们就不畏惧科学，能理解真实的、可行的事物，而不是听信有时媒体上出现的那些哗众取宠的谣言。
我从这次新冠疫情获益良多，其中一个经验就是：疫情有可能被大肆渲染，而对科学的基本常识能帮助我们应对恐慌，并且了解疫情的发展。
Q
您对在华六年的研究经历有何感想或评价？
A
我将在中国继续我的职业生涯，这是一段令人惊叹的经历，尽管时遇困难，但总的来说，我正在从事我喜欢的事业，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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