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的养成”：量化自我与时间的媒介化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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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从时间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时间管理APP如何在“疫情时间”背景下被用来应对弹性化的时间，以及使用者由此面临的时间管理困境，以回应量化自我中的“自主-失控”命题。研究发现，使用者试图通过时间管理APP来重构序时化时间与重建时间参照。但从历时性的动态视角来看，时间管理APP所设定的技术意识形态并不会被全盘接受，使用者能够通过功能“瘦身”、有限“断连”、数据“罢演”，甚至退出“序时化时间”来对量化自我技术加以驯化。然而，此种媒介化的时间管理实践仍然面临种种困境，只要结构性挑战仍然存在，个体面临的时间紧张就不是一个仅靠优化时间管理技术、加强自我重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

曹璞，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讲师。

方惠（通讯作者），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YJC860001）阶段性成果。

后工业社会的弹性化时间结构带来的后果之一，是人们对于时间的需求有增无减。这种时间体验与高度数字化和技术化所带来的媒介化时间密切相关。“996”、加班文化、内卷等语汇的流行也体现出了社会加速背景下个体被裹挟的现状，以时间管理APP来量化自我、提高效率、进而掌控生活成为应对策略之一。

此类APP通过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以及配套的应用程序等一系列硬件和软件构成的数字集合体（digital assemblages）得以实现，在收集和统计个人信息之外，成为反思与提升自我的一套实践装置，构成了人们认识自身的经验模式。本研究试图围绕时间管理APP的使用，考察弹性化时间结构下的自我管理实践，尤其是在此过程中使用者如何挣扎于自主与失控之间。

一 作为时间管理策略的量化自我

（一）后工业社会的时间体验

后工业社会的弹性化时间结构中，日常生活的时间变得紧张而急迫，“现在”被无限扩展（诺沃特尼，1994/2011）。哈尔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Rosa，2013），他认为加速是现代性过程的核心，现代性的体验是一种加速的体验。时间意识和时间范围的改变都代表了加速的结果和表现。韩炳哲（2018：1）则认为，时间上的紊乱和不适体验并非源于社会加速，而是时间原子化与个别化、缺乏秩序化的结果，“生命加速的感觉，实际上是对没有方向地飞驰的时间的一种感受。”

不论被理论化为加速还是无序，这种时间体验都与高度数字化与技术化所带来的媒介化时间密切相关，BenAgger（2011，2012）称之为iTime，它由智能手机（设备与软件）创造，是协调和商品化人类活动的最新方式，它也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微观权力捆绑在了一起，引发了人们关于生活和工作时间的斗争和抵抗。iTime对于现代时间的组织与管理大体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它改变了前互联网时代所确立的时间边界，如公共与私人、白天与夜晚、工作与休闲等，形成和塑造了一套新的自然时间；第二，无处不在的智能设备被嵌入到日常生活中，多重时间性成为可能，中介着人们对于时间的主观体验；第三，iTime的设计和营销中的功能与话语都指向个人对于自我的持续监测，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时间文化，它要求即时快速，驱使人们提高时间利用效率，进而产生了更大的时间需求（Hand & Gorea，2018；彭兰，2020）。由此形成了时间压力悖论（time-pressure paradox）：尽管后工业社会标榜的是“休闲革命”，但实际上，数字技术却在加速人们的生活，使之更为忙碌（Wajcman，2014）。

在此背景下，时间成为了至关重要的管理对象，媒介技术便是其关键工具之一。媒介技术与时间的关系是理论层面的讨论焦点所在。时间作为一个抽象范畴，需要中介才能被体验（Lohmeier et al.，2020）。媒介技术推动着时间结构的变迁，影响着个体须遵循的时间纪律（卞冬磊，2009），形塑着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孙信茹，2015）。经验研究关注日常生活中媒介的介入对个体时间体验的影响（如，粟花，2021；戴宇辰，孔舒越，2021；Ytre-Arne，Syvertsen，Moe & Karlsen，2020等）以及个体如何运用数字技术管理自己的时间（如，孙文峥，2021；Saukko & Weedon，2020）。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进一步探究媒介化时间管理实践中的自主性及其困境。

（二）量化自我中的自主与失控

iTime所强调的通过持续监测时间使用以提高效率，构成了量化自我运动的理念基础。量化自我运动（Quantified Self Movement）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7年，由《连线》杂志（Wired）的沃尔夫（Gary Wolf）和凯利（Kevin Kelly）发起，致力于发展“一种新的智慧形式”，即“通过数字了解自我”（self knowledge through numbers），对睡眠、饮食、健康、生产力、情绪等个人生活的诸多面向进行自我追踪（self-tracking），并以数据化的方式表征以进一步优化和思考生活（Ruckenstein & Pantzar，2017），至今已经发展到包括全球34个国家的200多个定期聚会团体（Ajana，2017）。

伴随着数字化日益深入日常生活，量化自我很多时候已不单纯是受好奇心驱使的信息追踪行为，而是成为人们意识清晰、目标明确地收集与统计、进而反思并提升自身的一套实践装置（Lupton，2016）。对于自我的量化主要通过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以及配套的应用程序等一系列硬件和软件得以实现，它们以极其日常而普通的方式构成了人们认识自身的经验模式（Morris & Murray，2018），广泛覆盖于健康、教育、社交、工作等领域（Gilmore，2016；Rivera-Pelayo et al.，2012；Moore & Robinson，2016）。

尽管量化自我面临着政治经济学、管理政治、监控与隐私等多方面的学理指责（Till，2014；Whitson，2013；Spiller，et al., 2018），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其所确立的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是建立在大部分社会公众的同意基础之上的，且越来越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方式。对于量化自我最深层的忧虑来源于失控与自主这组矛盾命题（很多时候它们也是一体两面的）（Vanden Abeele，2020；Lomborg，Thylstrup & Schwartz，2018；Sharon，2017）。一方面，个体的自主性在量化自我的数据实践中得到了重新配置，提升个人的自主性也是量化自我的关键性战略话语，这类话语主张：通过量化自我所建立的数据关系（data relations）是获得赋权个人、优化自我的重要步骤（Owens & Cribb，2013；Kristensen & Ruckenstein，2018）。举例而言，健康领域的自我追踪设备被认为能够进行自我监测、控制病情和管理风险，减少对于他人的依赖，从而增强自主性（Sharon，2017）；教育领域的任务导向型网络打卡等量化自我方法能够通过打卡、分享等社群行为来实现自我动员、反思和提升（孙文峥，2020；Eynon，2015）。即便这种量化和追踪是强迫性的（尤其当涉及到生产激励或者惩罚时，佩戴跟踪设备、授权雇主查看活动数据成为必需，参考Lupton，2014a，2014b），个体也能够能动地发展出多种策略。比如，基于给定的“运动世界校园”APP的媒介特性，被要求完成任务的学生可以通过虚拟定位软件、使用其他代步工具等作弊手段来反规训，使身体以各种方式实现不在场（许同文，2019）。

但批评者认为，自主性话语掩盖了个体与平台之间的商品化关系，这种关系创造出的恰恰是新型控制方式。Couldry和 Mejias（2019：171）援引黑格尔对于自由意志的分析，认为自主性的核心是一种内在生活的概念，其中个体生活在自己的反身性控制之下。而量化自我则是把这种反身性让渡给了外在的技术装置，这种“外部数据处理系统比我们自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之存在的意识形态瓦解了个体得以享受自由的主体性空间”。同时，当个体的量化数据主动或被迫与国家或企业分享时，面临着被监控、利用甚至滥用的风险，极易损害自我的完整性（Moore & Robinson，2016；Van Dijck，2014）。

对有限的个人时间进行追踪与有效管理是量化自我的重要维度之一，由此应运而生的生产力软件与应用程序被积极用于工作场所与个人生活中，将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行类别化与指标化处理，为置身于时间紧缩感之下的个体提供了一套数据化的解决方案（Sharon & Zandbergen，2017；Lupton，2016）。在时间管理的量化自我议题中，自主-失控的张力同样存在，但从整体来看，已有研究倾向于从静态的截面来看量化自我软件的规训或者使用者的策略，这样的二分法视角遮蔽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与演化，以及个体夹杂在自主与失控之间的暧昧态度与复杂体验。

本研究试图引入动态的、历时性的观察，主张从在地的经验入手，理解扎根于量化自我之中的理念与实践、挣扎与矛盾（Vanden Abeele，2020；Sharon，2017）。从时间管理的议题切入，这样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跳出抽象的理论推演，克服二元对立的困囿，为评估量化自我的具体影响提供参照。

二 研究方法与设计

自我追踪的经验总是会被嵌入个人的自传-历史实践之中，其经验与更广泛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交织在一起（Saukko & Weedon，2020）。考察当代时间结构及其管理时，“疫情时间”（COVID-19 times）提供了一个典型时空（Hart，2021）。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人们带来了感官体验的震惊与重组，居家隔离、在线生产和远程学习在极大程度上压缩了时空。日常的中断造就了一种特殊状态，由此而来的是人们在时间上的总体性卷入。弹性时间结构以及时间的无序化和加速化也在疫情期间尤其凸显。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似“封城”让这个“加速社会”陷入了“减速”，但城市的暂停运转和脱离日常时间，恰恰反衬出当代社会中时间的加速化（张磊，2020）。也许随着时间流逝，疫情期间的独特时间感知会逐渐被其他时间体验所冲淡或替代，但是这种时间性及其连锁反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是深远的（Markham，Harris & Luka，2021)。本研究的开展过程也势必浸润着“疫情时间”的底色。尽管疫情的爆发扰乱了社会节奏，但对于时间的媒介化管理，却是从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

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大学生来说，从高中进入大学意味着时间体验从序时化时间转向弹性化时间，高强度的组织化控制时间减少，课堂之外的私人时间增加，个体获得了相对充沛的时间调配权。延迟开学与在线学习虽然是大学生群体在疫情期间的共同经验，但在线课程教育也早已在疫情之前得到大规模开展，疫情只是让高校被迫加速了这一进程（Bao，2020）。当疫情爆发后，地理共在性被打破、缺乏学校这一物理空间的有力约束时，对大学生群体来说更突出的挑战在于如何自觉自律地管理无序时间。因此，本研究的语境与研究对象的选择凸显了社会加速背景下的时间管理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能够体现出跨案例的稳定的因果机制（Seawright & Gerring，2008），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本研究试图从时间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时间管理APP（移动应用程序）为切入口来考察弹性化时间结构下的自我管理议题，以此了解智能媒介环境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灵状态。时间管理APP被广泛运用于学习和工作之中，用以管理时间、提高效率等。采用数字化的方式管理时间并不是当今时代的独特现象，但相比于纸笔等传统统计方式，APP这种工艺（artefact）是智能媒介时代量化自我的最新形式——它在进行计时、追踪、量化统计的同时嵌入了打卡、排名、积分兑换等多种游戏化的“技术剧本”（梁君健，陈凯宁，2021），与身体、设备及其产生的数据共同组成了一个复杂的集合体（assemblages）（Lupton，2016，2014c）。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1）使用者如何利用时间管理APP应对疫情期间的无序化时间？

（2）量化自我的数据关系中，使用者如何在自主-失控的天平两端游移？

（3） 从时间社会学的角度如何看待使用者媒介化的时间管理实践？

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采用了深度访谈为主、参与式观察为辅的质性研究方法。访谈部分将研究对象框定为大学生群体，基于便利抽样的原则，研究者于2020年6月至2021年8月，采用公开招募和滚雪球的方式，对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有过时间管理APP使用经验的在校大学生（年龄在16-22岁不等，女性12人，男性4人）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在半个小时至两个小时之间。为了收集动态性资料，研究设置了历时性的访谈问题，邀请被访者回顾并讲述使用前的动机、初期的使用经历及感受、以及使用中后期的变化。参与式观察部分包括在forest官方交流群的非介入式观察和在时间管理APP中的“漫游”（walkthrough）（Light，Burgess & Duguay，2018）。

自2020年2月，研究者以深度用户的身份在知名时间管理软件forest的官方交流群中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参与式观察，较为全面地了解了这款软件的社群运营及其与APP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同时，研究者本人也是时间管理软件forest的深度用户，两位研究者从2017年1月开始使用至研究开展之时累积使用时长达2794个小时，因此材料的收集过程也包含了研究者本人的自我观照。访谈数据通过质化软件ATLAS. ti进行编码，直至理论饱和，共计16位访谈对象。受访者基本情况见表1。

三 自我优化：媒介化的时间管理

在手机应用商店中，时间管理APP和办公类、笔记类等免费或付费APP一起被囊括在“生产力”（productivity）的类别中，子类繁复，模式各异，如forest采用的是种树机制，不同的时长设置对应不同类型的树，种树赚得的分值可用于解锁新树种。此外，它还提供了奖励、社交、排行榜、积分兑换种植真树等附加功能，其盈利模式主要在于付费下载以及购买金币解锁树种。番茄ToDo则调用番茄钟原理，提供普通番茄钟、养习惯、定目标三种模式和倒计时、正向计时、不计时三种计时方式，且在数据统计上尤其详尽，其盈利模式则在于购买季度卡以解锁更多功能。尽管界面功能和运作模式不同，但几款APP用以管理时间的原理都在于设置专注模式，即在使用软件功能时原则上不可以使用手机上的其他软件或程序（除非开启白名单模式），否则时间统计就会中止。

技术上的能供性（affordance）决定了时间管理APP被使用的方式以及被赋予的意义。根据借助APP记录、量化、管理对象的差异，可将使用方式分为“时间驱动型”和“事件驱动型”两类。时间驱动型目的在于记录并量化完成特定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如在APP中设定“今日阅读两小时”这一任务并记录量化完成该任务的实际时长；事件驱动型则更像是传统的“待办事项清单”（to do list），是以具体事件内容为导向进行的自我追踪，如在“待办事项”中设定“今日阅读50页”，完成任务后在清单上划掉这一待办事项。在我们收集的经验材料中，受访者在使用时间管理APP时，更倾向于采用“时间驱动型”的使用方式。使用过程中记录、量化、管理的对象是时间。通过将日常生活中特定事件的持续时长表征为数字数据，使用者得以获得对于时间的确定性，找到简化和优化的空间，从而进一步掌控生活。

媒介化的时间管理实践主要围绕重构序时化时间与重建时间参照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使用者通过时间管理APP重建特定事件与数字时点之间的关联，并进行线性排列与统计，从而对未来的时间进行预测与规划；另一方面，通过重建个人时间的参照系，将自己的日常活动重新置于制度化的标准时间表中或以他人的时间管理模式作为自身行动安排的参考标准。此过程与既往时间管理实践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建构性角色（即“媒介化”）：媒介“不仅是传播的工具（communicative tools），也是数据的生成器（generators of data）”，“身体实践与媒介实践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Hepp，2020：6，11），数据化的逻辑被镌刻进了媒介技术之中，并以一种透明化的方式渗透进时间体验的整个过程。时间管理APP使用者对于时间的感知和管理也依托于这种数据化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不止是中介时间的工具，更建构了我们对于时间与自我的理解。

（一）重构序时化时间

在使用者的时间管理实践中，借助媒介化手段将无序时间重新“序时化”包括两步。首先，通过时间管理APP记录某一任务的起止时间，锁定特定事件与数字时点之间的关联关系，形成“事件-时点”组块。在弹性时间结构之下，时间边界的模糊不清、事务之间的交错重叠让个体感知到多任务并行的混乱（郑作彧，2018）。计时和锁机被视为让无序时间序时化的主要手段。计时功能通过记录事件的起止时间，将散乱、重叠的事件重新与具体的数字时点建立起关联。“我在使用APP时会细致记录做某件事花了多长时间”（9）“让每一天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上”（2）。而锁机功能则是借助媒介化、数字连接的技术手段达到控制个人的媒介使用、实现数字断连的目的，以此规避媒介渗透带来的多线程模式（彭兰，2020），回到一段时间仅对应一项任务的线性模式。

然后，按照先后顺序对若干“事件-时点”组块进行线性排列，“让自己的时间有一个规划性的先后顺序”（6），并对时间记录进行量化统计，以此作为未来时间规划的依据。在序时化时间中，事件被置于数字象征系统之中，一个事件占据一个数字时点。因为数字象征系统是由数字按照前后顺序排列而成的，置于其中的一系列事件也就形成了线性的排列顺序，事件之间由此呈现出具有秩序感和可预测性的因果关系（郑作彧，2018）。而在弹性时间结构中，随着事件从数字象征系统中松脱开来，既定的时态关系消失了，呈现“去时间化”的趋势（罗萨，2013/2018）。时间管理APP的使用者通过对若干“事件-时点”组块的线性排列，以序时化的逻辑让独立、散乱的事件重新回到了具有先后顺序的数字象征系统之中。在排序的基础上，使用者还会使用数字集合体特有的量化功能对流逝的时间进行统计“复盘”。他们认为自我对时间流逝的主观经验是“很抽象的”，而量化自我技术使“缥缈的”时间得以“凝固”，以“直观的”统计表、扇形图等可视化方式铭刻在APP的界面之中，让使用者对一天的专注时长及时间分配形成清晰的认识，这样“自己的时间看起来有一点点存在过的痕迹”（2，4，7，9）。过去是稳定、安全的，而未来是不确定的，通过对过去时间的记录与分析，使用者试图将不确定的未来塞进稳定的数字时间系统中（罗萨，2013/2018）。

（二）重建时间参照

在弹性时间结构中，标准化时间参照系统坍塌，超出“期待框架”的非常态情况越来越多（郑作彧，2018）。缺乏时间参照进一步加剧了时间感知方面的无序和迷茫。在尝试构筑个性化时间结构的过程中，个体时常怀疑自己的时间重建方式是否合理（3）。重建时间参照便成了时间管理实践的另一重要任务。时间管理APP使用者主要搭建了两类参照：一是某一组织制定的制度化时间表，二是参照群体的时间表。

为特定活动制定时间表，是组织对个体进行时间控制的重要手段（福柯，1975/ 2021：160）。疫情期间，对个体时间的制度化掌控进一步减弱，各类院校延迟开学，在线教育全面铺开，时间体验的弹性化也随之加深。“（疫情前）学校至少给你每天是有一个时间规划的，比如什么时候下课”“（上课时）毕竟老师在面前，自己还是比较能够控制得住”;“疫情期间在家就相当于除了网课那一部分时间，其他都是自习，网课也相当于自习”“没办法太管得住自己”（8，7，12）。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支配时间。尽管学校对时间分配的过程性控制在减少，但仍会通过远程布置课程作业、在线考试等任务方式制定期限（deadline）。如果个体在弹性时间中任由时间散乱，则会出现期限到来前任务堆积的紧迫感（罗萨，2013/2018）。“没有课的时候，自己时间其实就有点混乱。”（3）“我本来有一个东西，它可以两天就写完了，但我一直拖着，到最后deadline的时候狂赶。”（12）为了避免拖延带来的任务堆叠，一些使用者尝试从其他途径寻找制度化时间表作为自身行动的参照，将自己重新纳入时间纪律的约束之中。3号被访者的时间管理APP是配合B站云自习一起使用的。在她加入的云自习室中，up主选择衡水中学的作息时间表作为自己行动的时间依据（“他是完全按照学校的时间表打铃”），并通过视频网站直播学习过程，观众与up主同步使用该作息时间表。

更多使用者选择直接借助APP自带的社交功能重建时间参照，将（同质性较高的）他人时间分配的量化数据作为自身行动的参考。12号被访者一直认为自己“很没有规划”，所以经常在APP的群组或各类社交网站查看其他使用者分享的数据，了解他们是如何组织自己的时间，以此为基础在APP上做出时间规划。除了量化数据，使用者还十分看重社交功能带来的另一种参照——“氛围感”。一些被访者提到在图书馆或教室学习的时候，同一空间中的学习者共同创造了一种“学习氛围”，走进这个空间，看到他人在学习，自己的“效率就会很高”；而当自己脱离这一空间时（如居家隔离期间），这种具有参照功能的氛围也随之消失，“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没有人跟我一起学习”“不想学就不学”（3，10）。正是在肉身缺场的情况下，社交功能实现了虚拟化身的联结在场（connected presence），帮助使用者重拾氛围感。

四 突破“技术剧本”：驯化时间管理APP

借助APP进行时间管理的实践同时也是一个和平台的支配技术、话语修辞不断斡旋以获得自主性的过程。通过将个体的时间使用视为科学知识的对象，APP有效利用了“番茄工作法”“艾宾浩斯记忆曲线”等原理强化时间管理的必要性，从而引导使用者通过数据来认识和提升自我。在此过程中，个体对时间的主观感受让位于外部的技术监测。从历时性的使用体验来看，很多使用者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祛魅”历程，并试图通过多种方式突破“技术剧本”对于主体性的限制。

（一）功能“瘦身”

为了吸引使用者，目前应用商店中主流的时间管理APP除了计时、量化统计和锁机等主要功能，还不同程度地融入了社交群组、个性化外观定制、白噪音、游戏化设计等辅助功能。受访者在使用之初往往对各类功能都心怀好奇，但随着使用的深入，他们倾向于对APP进行功能“瘦身”，放弃诸如游戏化、外观定制等辅助功能，仅保留符合自身需求的核心功能。例如，1号被访者提到自己最初使用时间管理软件play task是被它的游戏化设定所吸引。这种游戏化模式要求使用者为任务设置“成就点”以及完成后的“奖励”，“你可以理解成游戏里的金币，不达到一定的成就点是不能兑换奖励的。好歹有一个动力能让你起来去把这个事做完。”但在使用过程中，她逐渐厌倦了这种游戏化模式，因为这种技术框架不仅需要设置待办事项的起始时间，还需要搜肠刮肚地设想完成后的奖励，到最后“实在不知道该给自己写什么奖励，我可能对奖励失去了兴趣，对再去攒成就点也就没什么兴趣了”。

即使是计时、量化统计等核心功能，使用者也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使用中的时间体验，能动地剔除部分子功能。以计时规则为例，大多数APP都需要先设置任务的起止时间，这意味着使用者想要获得时间数据就必须在每次任务开始前都进行一番操作。此外，软件在计时方面的游戏化机制常常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比如为了增强同辈监督，forest的官方交流QQ群中允许公开招募同伴“上车”、多人一起种树。有趣之处在于，一群人成功“开一辆车”，需要召集人设定“发车时间”以及“开车时长”，并且需要成员花时间等人“上车”。这种繁琐的设置让部分使用者感知到一种关于效率的“悖论”——作为一种效率类APP，时间管理软件声称可以帮助使用者提高时间利用效率，但其设计原则却产生了一系列额外的动作，反而“浪费了时间”（1，2）。“在没有使用效率APP计时的时候，每一分钟我都是可以用的，可能会直接开始工作，而不是说只有它圈起来的这段时间才是我的学习时间……试过一段时间后，发现一天操作了很多次同样的事情，而且经常要去弄，也挺烦的。”（7）

计时规则的限制不仅让使用者对软件所宣称的效率原则产生了质疑，还可能直接导致部分任务的时间未被准确记录，出现测量误差，无法兑现“精准量化”这一技术承诺。计时功能一般包括“正计时”和“倒计时”两类，许多APP的最初版本或免费版本提供的都是倒计时功能——使用者需要在计时之前设置完成该任务的时长。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事先很难准确判断完成某些任务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倒计时模式会导致统计误差。例如，一项预测40分钟可以完成的任务，实际只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但在APP的倒计时模式下，中断计时意味着直接放弃该任务已经记录的时长数据，如果此时使用者点击了“结束”，“这20分钟就都没有了，好像刚才都白做了”（11）。“后来我就感觉倒计时比较不方便，正计时自己想学多少时间就学多少时间，也不存在倒计时学到一半突然震动一下打断你、注意力会被影响的情况。我比较看重没有那么多框架约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自主设定它。”（12）

有的使用者则认为倒计时更能迫使自己保持专注。“倒计时会让我有一种紧张感，我需要这种压迫感刺激我一下，让我效率更高”（15）。对于以备考为目标的使用者而言，倒计时模式能模拟考场时间，“之前老师让我们卡点做题，我按照考试时间来计时”（3）。还有些访谈者会根据不同情境下的不同需求，能动地结合正计时与倒计时。4号被访者的日常使用模式往往是先用倒计时开头，利用时间的流逝感迫使自己集中精力，尽快进入到专注状态；当自己能够保持高效之后，转而使用正计时，积累更多时长数据，给自己带来正向鼓励。

（二）有限“断连”

伴随社会的深度媒介化，暗含强制性的网络效应将越来越多的个体裹挟到数字网络之中（哈桑，2012/ 2020），之前社会中时空边界分明的媒介使用节律被打破，个体的私人时间随时可能被打断、被纳入到公共时间之中，“永久连接，永久在线”成为新的生活状态（Karsay & Vandenbosch，2021；周葆华，2020）。在这种普遍连接和永远在线的数字文化下，离线（而非在线）反而成了需要特别付出心智劳动的行为（Ling，2012）。对于本文的受访者来说，借助这类应用程序规避“俗务”是促进专注、提升效率的策略之一。开启锁机模式会迫使使用者在一段时间内不打开手机中的其他应用，从而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数字断连。“我会使用（锁屏功能），把微信QQ那类都锁了，如果信息还会跳出来，我会让我自己想看都看不到的，因为我会把手机盖上或拿本书把它盖起来。”（8）

除了有效约束自我，此类形式的断连还被认为能够创造一种合理的“缺席”，从而为个人回避社会控制留有余地（Chib，Ang，Ibasco & Nguyen，2021）。但在本研究中，受访者们所能管理的时间并非都是界限分明的“自由时间”，而是变动不居的 。11号被访者曾被迫中断锁机模式，因为“学校让我赶紧去刷青年大学习”。很多使用者逐渐意识到在“万物皆连”的社会，媒介化联结已成为生存的基本状态（Hepp，2020：5），完全彻底的数字断连难以持续。“错失恐惧心理”（Fear of Missing Out）（Przybylski et al.，2013）也是导致使用者中断（或部分中断）锁机功能的主要原因：担心自己因锁闭手机而错过外部世界发生的新变动，被人际网络排除在外（4，7，8，11）。“我一般不会开（锁机模式），因为我有消息秒回的习惯，如果谁临时找你有事、问我一句话这种情况，你要是晚半个小时才回，可能就有点紧急。”（1）“消息秒回”这一看似个人化的选择背后其实暗含了时间和社会等结构性力量的压制。此种心理在另一项关于中国大学生的移动媒体使用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Zhou，2019）。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一些APP以添加白名单的方式允许用户实现有限断连，即在锁机模式下仍然可以给予某些软件被打开的“特权”。但当白名单中的应用程序越来越多，锁机模式设置的“强迫”专注名存实亡。“我也是好多软件，比如QQ音乐、网易云音乐、甚至B站都在（白名单）里面。”（14）面对平台单方面设置的技术剧本，使用者也会充分发挥行动者的主体身份规避此种平台权力无孔不入的倾向：

有时候我中途切出软件，超过了它允许的20秒，APP就强行要我说一下切出的原因（否则就会自动放弃刚才记录的学习时间作为惩罚）。其实我就是去上厕所了，想看一下手机。但在它那个切出软件的理由里面，我说上厕所也不行，最后我就编了个查单词，骗它一下。（15）

（三）数据“罢演”

如前文所述，很多时间管理APP的社交功能都允许使用者查看他人的专注时长。如forest中能够添加同样使用该软件的好友，并可以在“深度专注排行榜”查看当日好友专注时长、排名以及全球使用者的当周专注时长、排名。番茄TODO则是通过创建或加入自习室的方式邀请好友共同学习，并且能够查看当日好友的专注时长。除了APP内的排名机制，多数软件及其群组还会引导使用者将数据其他社交平台。在“#studyaccounts#”等微博超话中，许多使用者会打卡分享自己的时长数据。本文的多数被访者都提到了自己曾主动向他人分享或搜寻他人的数据，希望通过社交功能引入他人监督和朋辈压力，以此实现自我规训。“我给自己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同辈压力圈，我每天看他们树种了多久，以此来压迫自己”（5）。受此影响，他们的媒介化时间管理实践曾一度演变为“刷数据”的社会展演行为：使用之初只是想对制度化时间以外的弹性时间进行管理，但后来为了让数据“好看一点”，会在上课、甚至吃饭、睡觉的时候也打开APP记录专注时间。

4号被访者在使用早期看到其他使用者一天可达十几个小时的专注数据，一度产生过“想跟别人争一争”的念头，在上课的时候也打开APP，最后确实获得了“挺好看的”数据。“比如说我明明上课在玩手机，然后我把学霸模式关掉，我都会把（软件）开在那边，就凑数据，最后还自我满足一下——我每天学了好长时间。”但在对统计数据进行“复盘”时，她意识到这种美化后的数据反而影响了自己对时间使用的整体估计，“对原先的数据造成了一些干扰”，获得了一些“没有用的数据”。“我会有一点点在道义上谴责自己说‘干嘛要活得这么疲惫，什么都要跟别人去比一比，没有必要，大家都不认识你，你自己（学了）多少小时就是多少小时’”。随着使用的深入，其中一些使用者对“数据表演”产生了质疑，最终选择“罢演”。3号被访者在同学的“安利”下开始了番茄TODO的使用，并被同学拉入了该APP的线上自习室。自习室内部有一个排行榜，可以看到其他成员的专注时长。但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自习室成员出现了数据攀比的情况，让她倍感困扰并开始反思自己与技术的关系：“工具毕竟是工具，它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我的，如果过分侧重于社交功能的话，就很难受，会觉得是你在为软件服务，你在为软件表演”。因为厌倦了这种“数据表演”，她最终退出了自习室。

（四）退出“序时化时间”

尽管时间管理APP指向的是“问题发现-自我优化”的逻辑，但已有研究发现，使用者不一定服从软件的逻辑来持续跟踪，很多时候这种自我跟踪只是偶发性的，因而并不会持续参与（Saukko & Weedon，2020）。在本文的访谈中，很多受访者也对序时化时间本身表示了质疑。尽管他们的使用初衷源于弹性时间的无序和散乱，但APP中对于时间记录的精确要求也可能会变成了自主性的桎梏，并非解决时间困境的有效方法。

“番茄工作法”被大多时间管理软件视为一种理想的“时间参照系统”，以实现“序时化”的目标。但当使用者感受到这种时间参照与自身节奏的差异时，会觉得APP打断了自己的沉浸，反而影响了专注。

我是那种会集中完成一件事，一下工作很长时间，工作完这一天之后，可能玩个两三天，然后再去集中地把下一件事整个做完。比如熬夜通宵写论文或写剧本，大概从十一点左右开始写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这期间）思路一直是完整顺畅的，中间可能除了喝咖啡之外不会干别的事情。而时间管理APP总是在写得最嗨的时候提示该休息了。我后来用着用着就发现，我的个人规律跟软件想给你安排的一个时间表是完全不一样的，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不适合我，我还是想按自己的想法去弄，而不是让它带着我走。（1）

时间管理APP在精确计算时间的同时，也会让使用者压力倍增，“爱今天某种程度上非常极致的量化，就是会精确到你每一分钟都在干什么，把你一天的时间都分类起来……每天都要填满的这种会让我感觉到恐惧，会让我觉得特别有压力”（5）。在替代性方案中，纸笔的选择相对传统，承担更多的只是记录，而非优化的功能。但在受访者看来，却更具有仪式感。“纸笔的话，上学的时候是会分上午下午大概会干什么，但不会特别精确。”（5）“这种个性化你可以更符合自己的需求一点，而不是在他的框架中去做这件事。这样我自己就可以更自由一些，就没有APP的那么多限制。”（2）

五 量化数据吞并质性生命：

时间的结构困境与个体经验

面对后工业社会的时间困境，个体尝试借由媒介技术进行时间管理，通过“适应实践”（practices of adaptation）协商和驾驭当下的时间性，使之回到自己适应的时间体验中（Hand，2018）。尽管被访者在使用时间管理APP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尝试过突破“技术剧本”对自主性的种种限制，但仔细分析会发现，上述对于时间管理APP技术框架的反思与应对仅围绕“媒介使用”这一层面展开。然而，与技术共存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从“采用”到 “拒绝”的个人选择之上，还有更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框架（Van DenEede，Goeminn & Van denBossche，2017）。从历时性的使用体验来看，这种实践并不能令使用者真正走出泥潭，只要结构性的挑战仍然存在，时间管理的自主困境就不是一个仅靠优化时间管理技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跳出具体的媒介使用过程，从更宏观的视角加以反思。

时间具有社会性（厄里，1996/2003：506），时间秩序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林聚任，王兰，2015）。时间管理APP使用者们所面临的时间困境是宏观弹性时间结构在微观个体生活中的映射：事务不再整齐地码放在“标准时间结构”的搁架上，而是散落一地（郑作彧，2018：54）。时间管理的意识形态要求个体梳理事务与时间的关系，不要让自己被无序的事务牵制，而要提高时间的使用效率，构筑自身的时间结构。

然而，时间管理的实现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一个人想要管理自己的时间，首先需要拥有对时间的自主控制权。但在后工业时代的网络社会中，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无法真正做到对时间的控制（郑作彧，2018；哈桑，2012/2020）。因此，时间社会学主张不应将问题的解决视作个体的责任——时间富裕与否取决于个人的时间管理技巧。而时间管理软件的技术剧本延续着量化自我和时间管理的意识形态，跳过了对时间控制权丧失及其原因的探讨，让使用者陷入了一种虚假的技术迷思。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些深度使用者感受到一种借助技术也无法走出困境的挫败：“那段时间事情实在太多了，即使APP显示我每天用了20个小时，我同样会很焦虑”（9）。这种挫败的根源并非专注时刻太少，而是事务量太大，已经超过了个体所能承受的上限。在结构性的时间困境之下，个体化的时间管理方案只是一种无奈又无解的艰难挣扎。

人类对时间的经验包括两种方式：量的时间与质的时间。量的时间强调以量化的方式体验时间，根据社会中约定俗成的标准确立各种变化之间的间隔长度（如计时器的时分秒），通过“定时”（to time）为事件的展开确立时间框架，协调个体间的行动。质的时间则是对时间流逝的感知，这种感知强调人们经历事件时的时间流逝过程，包括快慢缓急的流速等，是对事件发生过程的时间体验（埃利亚斯，1998/2005；卞冬磊，2009）。当人们以感觉的方式、质的方式经历着时间时，时间根植于事件与行动之中（厄里，1996/2003：509）。

技术的创造与应用将时间维度“折叠”进技术之中。量化自我技术的时间性指向“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时间管理APP是将事件还原成数据的工具，关注的是频率、频次、工作时长等可计算维度（Sharon & Zandbergen，2017），倾向于通过对技术加以改进提高效率（Eynon，2015），而非从思维、认知等真正决定专注效果的维度解决问题。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看，这种对效率的崇拜和追逐恰恰是数字技术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哈桑，2012/2020）。在现代社会，个体的生命时间与所感知到的世界时间存在极大的张力，各领域都受到竞争逻辑的支配，单位时间的工作量是竞争逻辑的区分原则，节约时间、提升效率被视为与获取竞争优势直接相关（罗萨，2013/2018：39）。数字技术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工具理性之上，“效率是技术发展的唯一目标，技术必须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这一语境，否则就会被边缘化”（哈桑，2012/2020）。人们借助各种数字设备记录参数值，以此衡量自己的生活及日常表现，“参数优化”对于身处竞争环境之中的个体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参数优化”并不能使个体重获宁静，反而不断驱动个体加速生活节奏。因为在竞争逻辑驱使下，“需要优化的参数越多，时间越稀缺，加速也就变得更加重要”（吴思，2021）。

不仅如此，量化自我技术的渗透让个体的日常时间“全面工具理性化”。在后工业时代的弹性时间结构中，个体对时间的制度性控制不断下降；但是，被释放出来的时间经由量化自我技术被重新纳入了规训与控制体系之中，构建起关于个体生活的“全时监狱”（卞冬磊，2009）。在钟表时间体系中，对个体时间使用的监控发生在学校、单位之类的组织化场所之中，在这些场所之间的间隙时间则能够相对地逃避监控；而在以量化自我技术为中介的时间管理实践中，个体自发地对时间使用进行全面监控、测量与统计分析，原本敞开的时间间隙消失了，个体生活陷入全天候的液态监控（liquid surveillance）之中（德勒兹，1990/2014；Bauman & Lyon，2012）。同时，技术的社交功能强化了个体“参数优化系统”的竞争性，“有加速就有落后，于是必须再次加速，就演变成了彼此之间的相互推动”（吴思，2021）。“疫情期间（我）又紧张又焦虑，担心自己在偷懒的时候，别人没有偷懒，别人会一直在进步，而我就在往后退”（2）。“疫情时间”表面上让社会生活的节奏放缓，但实际上，受竞争逻辑驱使的个体却陷入了担心自己落后的不确定感和恐惧之中，期待通过在“减速”的表象下提高效率从而在竞争中胜出。

在媒介化的时间管理实践中，量化追踪技术与人融为一体（孙玮，2018），表现的身体（使用者的血肉之躯及其自我身份）与再现的身体（由媒介技术记录的量化数据）交叉缠绕，个体的身份认同也因此发生变化，形成“数据化的自我”——使用者将应用程序中记录的使用时长等统计数据与自我的建构和呈现关联在一起，认为APP上记录的数据即自我（至少是后现代多重自我中的一部分的自我）。“时间管理APP帮我去证实（自己）好的那一面，督促我改掉不好的那一面”（4）。当“数据主义”全面殖民了日常生活，“好的一面”或“不好的一面”等关于自我的认知与评价需要借助量化自我技术提供的“客观”数据加以证明，否则就是“完全虚幻的，像流沙一样”（9）。正是由于使用者内化了“漂亮的数据等同于自律而负责任的自我”这一技术意识形态，当数据低于自我期待时，使用者会感受到自我差异（self-discrepancy），并倾向于个体化归因，进行自我谴责。这样的自我规训强化了加速社会竞争逻辑支配下的时间规范所产生的“有罪的个体”（罗萨，2013/2018）——因为未能完成要事清单上的所有待办事项而觉得自己有罪，并随着负罪感的累积，产生新的时间焦虑。

六

结论

运行于社会层面的统计法则与个人自由意志是否相容，曾是十九世纪思想史中最为激烈的论争之一（Couldry & Mejias，2019），在量化逻辑深入社会肌理的当下，这一关切仍未过时。尤其在当下，量化自我面临着自主还是失控的激烈争论——一方面是经由数据资本主义重新配置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测量和监控积累起来的新型控制模式。本研究试图采用过程性的动态视角研究量化自我实践中的自主-失控议题，以此突破已有研究中的静态或二元局限。媒介化的时间管理为此提供了一个切入口。在时间社会学的讨论中，技术被认为是推动社会时间结构变化的重要力量（Virilio，1997；Castells，1996）。

在晚期现代，科技-社会变迁.生活步调三者构成了“加速的循环”，“已经转变成一种不再需要外在驱动力的自我推动系统”（罗萨，2013/2018）。对于身处加速与媒介化社会双重背景的个体而言，媒介技术一方面是促成社会加速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被视为抵御加速、应对时间困境的“武器”。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作为技术装置的时间管理APP如何被用来应对弹性化时间。时间无序化与加速数字化并存的“疫情时间”突显了个体在媒介化社会和弹性时间双重语境下的困境与挣扎。

研究发现，使用者在试图借助量化自我技术让无序时间重归序时化、提高个人时间利用率的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内化了APP的技术逻辑。这种技术意识形态与“量化自我运动”的理念一脉相承，延续了工业化以来的时间管理意识形态，遵循效率原则和竞争逻辑，强调时间困境的解决需要从个体着手，主张“通过数字认识自我”，实际上是个体把自身视为可测量对象的过程，从而将工作、休息与否的判断权和决定权让渡给了外在于自身的数字集合体。

尽管从历时性的动态视角来看，使用者对技术意识形态产生了反思并通过功能“瘦身”、有限“断连”、数据“罢演”，甚至退出“序时化时间”加以驯化，但这种反思和驯化更多指向技术给使用过程带来的种种不便。如果量化自我技术对于个体自主性的限制仅仅存在于功能层面，那么通过基于技术-用户互动的升级优化就可以解决。然而，个体遭遇的时间难题实际上是结构性的，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强调自我管理只是将责任转嫁到了个体身上，在此基础上使用者自主性的施展是有限的，无法真正改变后工业社会中的时间管理困境。与此同时，被个体视为解决之道的媒介技术所暗含的意识形态恰恰是造成、维持和强化时间困境的驱动力量之一。这样的自主与失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静态结论，而是处于动态的博弈与转化之中。因此，只要结构性挑战仍然存在，个体面临的时间困境就不是一个仅靠优化时间管理技术、加强自我重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发明了工具，工具又反过来塑造我们”（哈桑，2012/2020：161）。当个体对时间流逝的体验与经历被工具理性导向的量化自我技术所中介，时间的流逝被抽象为应用程序中铭刻的静态数字，绵延的过程被分割为片段式的时间模块，这样的时间体验是“离身的”“去感官化”和“去背景化的”，强调理性与效率（量的时间），弱化身体对时间流逝的感官体验等主观感知（质的时间）。

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天平失衡时，“有罪的个体”陷入对待办事项的持续追赶之中，甚至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失去了对事物的本真感觉。“时间本应是于我们自身中的存在，现在却被统统剥离开去，成为整个社会崇拜效率至上的通行证”（廉思，2021）。追求效率的时间管理技术还驱使个体不断压缩事件之间那些无法带来可测量成就的停顿。间隙的缩短使得事件序列被加速，密集化的事件和快速的序列切换不允许凝思逗留（韩炳哲，2018：86），强调效率和工具理性的时间管理技术否定了空档和节奏，将个体裹挟进没有间隙的持续状态，困在滚动得越来越快的仓鼠转轮之中（克拉里，2021；罗萨，2013/2018）。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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